本文编译自《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https://www.amazon.com/Psychology-Christianity-Views-Spectrum-Multiview/dp/0830828486) 。
这篇综述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Eric Johnson 博士去年已经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从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离职。Eric Johnson博士是“基督教心理学”方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参见今日基督教在线文章。
基督教心理学站在“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离二者都比较近。但是这样一个温和派的杰出教授被人公开攻击，从神学院赶走，按照上述文章的评述，将使得“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的裂痕大大加深。
教会面对心理学所出现的智识危机 过去三十年，著名的当代伦理哲学家Alasdair MacIntyre (1984, 1989, 1990) 广泛地探索了现在西方伦理哲学所出现的冲突。在他的讨论过程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智识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s）发生碰撞时，可能出现的情况。MacIntyre 说，“传统，当它活力尚存之时，会不断卷入冲突之中”（1984,p. 222）。它们会不断卷入“社区”成员之间的异见——那些有自己的思考、支持传统的不同代际成员之彼此不同意。他对有生命力的传统之定义是，“基于历史延伸的社会性争议——对究竟哪些内容是构建传统的部件之争议”（1984,p. 222）。争议的“内容”包括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
区分一种传统和另一种传统的信念包括世界观、人类的本性及其理解方式（例如，关于人类起源、形而上学的构成、人性之最优或成熟状态、人性如何发展、精神病理学及其手段，以及知识的合法来源等信念）。传统的标准指的是用来评价信念、实践、成熟和智慧的合理性指标。最后，一个传统所独有的实践（为着我们的目的）是如何获取关于人的、有效的可用信息之手段（比如，圣经的、神学的、灵性的、哲学的、经验的、科学的、试验的、道德的手段）；以及如何促进人类合宜的发展、提供精神病理学的治疗手段。
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传统：比如工匠的传统、艺术的传统、知识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而它们各自又可能由若干子传统（subtradition）所构成。有生命力的传统之特征乃是冲突，因为它的成员们会不断就其内容提出各种疑问。死亡的传统或者缺乏活跃的支持者，或者仅仅简单重复过去的教条，没有任何疑问出现。在他的分析中，MacIntyre 偷偷地暗示说，有生命的智识传统拥有乐于探索质问的头脑，借着争议将其引向更好的、更完备的理解。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某个传统的历史上，最有激励性的事件之一就是与其他传统的相遇——与那些有能力揭露这一传统先前弱点的传统相遇。有见识的传统支持者会利用这种批判性对话的好处，攫取“新的”竞争性传统的长处，丰富自己的传统。同时——这就是挑战和争论将要出现之处——这种探险（实践本身需要批判性评价），有着消减传统本身独特之处的危险。从外来传统借用太多，可能导致自身传统的崩溃，有时甚至导致传统的消失。最终，这种相遇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可以为传统自身带来益处：让传统更新复兴，以现代的方式重建和恢复其自身的资源。
传统之间的相遇非常复杂，因为不同传统的成员所受的训练不同。有人可能仅仅受过自身传统的训练，而其他人则可能主要受到竞争传统的训练。MacIntyre认为，能够对相互竞争的传统之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那些同时受过两种传统训练的人。这样的人“乃是跨界的居民，通常会同时受到争议各方的怀疑和误解”（1990,p. 114），因为那些仅仅受过一种传统的良好训练之人，只能用自己传统的语汇——他们业已理解和知晓的权威信念、标准和实践——来解读另一种传统，这就使得受过不同传统训练之人难以沟通（甚至相互信任）。事实上，那些只用“一种语言”的人，缺少足够的背景知识来真正理解争议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陷阱。
MacIntyre的分析也指出了构成一种传统之危机的因素。当传统A与具有坚实可靠的信念、标准和实践的竞争性传统B相遇的时候，属于传统A的人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MacIntyre（1989, 1990）说，传统A解决危机的方式是构建一个相遇的叙事（narrative），包括如下的元素：传统A的基本理性根据和合法性；承认因与竞争对手相遇而暴露的弱点，以及它如何恰当地阐明这些问题，并加以修正；暴露传统B中（更为）明显的、尚未解决的弱点，最终显示修正后的传统A要明显优于其竞争对手。
MacIntyre反复强调，一个传统与另一个传统之间作出成熟的有益互动之最大障碍，在于每一种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都是其支持者用来评价另一种传统的手段，所以他们用来在理性上决定传统优劣的手段，本身就是争议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有时会彼此贬低和忽视，常常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进行对话——或者是因为社会变革的必须，或者是需要维护道德和知识上的完整性。
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的焦点在于两种解释人类本性、促进人类福利的传统之争上——两者都是源于历史、想要理解人性和进行医治的传统社区——基督教传统与（晚近的）现代心理学传统。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拥有自己牢固的心理学和心灵关照（soul-care）传统，始于圣经，延续了两千年，有许多延续许多代的学派，构成许多心理学和心灵关照的子传统（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近的心理学也构成一种传统，尽管其年岁要年轻许多。然而，它虽然历史较短，却因其数量庞大的文献、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样由各种子传统构成——著名的有精神分析、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等）而显得更为强大。
另外，本书也关注智识（以及心灵关照）的危机——自从现代心理学地位日渐显著以后，基督教社区就陷入了危机，实际上，一个极为严重的危机。请想一想。在我们更广大的文化图景上，这两个社区哪一个（在大学、学术媒体、精神健康以及治疗机构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哪一个对另一个有着更大的影响？直白的说，事态几乎一边倒：基督教社区对现代心理学图景仅有非常少的可见的、建设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还是在按照晚近的现代主义的游戏规则下获得的，并且无法明确地提到基督教几个字。相反，现代心理学社区对基督教社区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体现在后者所建的咨询中心、专科学校和大学中，进入某些书籍中，甚至进入了教会里。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危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现代心理学利用大量优秀的实验来理解人类，发展出许多极为复杂的心理学理论，使用各种新颖的实验方法来探索从前一无所知的人性之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基督教传统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领域。更进一步，这种“新传统”发展出了令人炫目的各种系统和技术，能够增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在科学复杂性上远远将基督教传统抛在脑后。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导向的文化中，现代心理学比其前身、也比任何替代性的世界观都要科学。另外，现代心理学在主流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者）中间获得压倒性支持：它提供的人类认知模型优于所有之前的系统——更精确，更完备，更小的失真。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教会的危机。
基督教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上，究竟是一种活着的传统还是已经死去？我们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证据收录在本书里，它仍旧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传统！然而，似乎基督徒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承认，他们遭遇了一场智识上的危机。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基督徒们回应这一危机的各种早期尝试。
基督徒对“新心理学”的回应 不少基督徒对于建立现代心理学作出了贡献。几十年前，有些颅相学家（phrenologist）是基督徒（Vande Kemp, 1998）。6Franz Brentano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虽然饱受争议（他曾经是天主教士）。他的“意向心理学（Actpsychology）”对当今欧洲心理学有显著影响（Watson & Evans, 1991），而他本人则受到他的天主教（以及亚里斯多德哲学）训练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敬虔的学者型校长，James McCosh，出版过讨论认知和情感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饱受哲学的影响，但却严肃地考察了生理学对心灵的作用（见Maier, 2005）。[7]
然而，美国新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中，凡持有新教信仰之人都比McCosh更偏向于自由派。早在年轻时代就读神学院时，G. Stanley Hall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心理学早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创始了第一份专门讨论心理学的英文期刊，创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成为第一任主席（Watson & Evans, 1991）。由神学家转变为心理学家的G. T. Ladd （1887）的著作，曾在20年中被视为英文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最重要的作品，而他也成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第二任主席（甚至比William James还早！）。在他们职业后期，Ladd (1915, 1918)和Hall (1917) 都在现代心理学和自由派神学的基础上，讨论了宗教问题。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其他自由派新教徒（最著名的有Boisen [1936]）开始探索现代深度的各种心理学对于教会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开始挑战遍布现代心理学、作为其起源的自然主义，甚至形成了一场可观的运动（例如，Clinebell, 1966; Hiltner, 1943; Oates, 1962），并对临床教牧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CPE ）有所贡献。从二十世纪中直到现在，后者为主流教会（mainline）训练了数以千计从事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的牧师和随军牧师。然而，大体上看，自由派新教徒很大程度上拥抱了他们想要施加影响的现代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现代心理学家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圣经。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结果是信仰与现代价值观结合，从而受到改变（更多的个人主义，更模糊的个人道德观，理性／科学比圣经启示更有权威；见Holifield, 1983; Johnson, 2007, ch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