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中文项目开设有一门课，叫做“今日改革宗神学”，是徐志秋博士建议的，目的是向中国学生们介绍最高水平的改革宗神学，或者说最平衡谦卑的改革宗神学。 这门课采用我读硕士时的导师Dr. Hodges的教案，所以我也主持翻译了Dr. Hodges的300页讲义和一册专著——《Reformed Theology Today》（今日改革宗神学）。老先生用的古老的wordperfect字处理软件，当时颇为头疼，花了不少功夫来校对和整理原文。 从上周开始，为了另一门课程，开始主持翻译另一本高水平的改革宗神学书籍，《威敏准则（信仰告白、要理问答）的神学》。 如今时事艰难，许多译者或机构在改革宗/清教徒神学上，已经转到公版书籍（100年前出版的书籍）的翻译上去了——既无版权的麻烦，也不需要再付版税，还有很多公版图书馆，提供精致的原本影印本。 我的想法略有不同，若有可能，宁愿多花点代价，介绍当代高水平的改革宗神学。神学永远是当代的神学，面临当代的问题，应付当代的挑战。因此需要当代神学家的高水平著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日改革宗神学”和“威敏准则神学”，一本着重当代思潮，回应当代神学发展与争议；一本回顾历史，深入17世纪的现场；可谓搭配得当，相得益彰。下面给出两本书的试读各一章，为我这个著名的“反改革宗分子”略正一点名义，多少让人知道我在反对什么东西吧。 《威敏准则神学》试读：第一章（翻译 Wayne/跨文翻译，校对 Eddy） 第三章 现代分支 我们可通过多种方式观察到的是，在美国的改革宗传统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在由大卫•韦尔斯（DavidF. Wells）编辑的*美国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一书中可以看到，改革宗传统从五个不同地理和历史出发点发展出五个学派（包括重要的神学差别），每个学派都有各自的背景、主要的神学家和强调的重点。主要学派有：1）霍奇（Hodge）和沃菲尔德（Warfield）的普林斯顿神学学派，2） 梅钦和范泰尔的威斯敏斯特学派，3） 伯克富（Berkhof）和哲学家赫尔曼·杜依维尔德（Herman Dooyeweerd）的荷兰学派，（4）达布尼和桑威尔的南方传统，和（5）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及其弟弟H·理查德·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的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从神学与治理的整体倾向与态度来看，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的阵营。每一个阵营都代表了改革家族中普遍存在的某种不同态度或倾向。 首先，有一个在坚持改革宗特色上非常温和的一派；他们如此温和，以至于常常被认为是边缘派。他们以灵活和宽容为特点，强调合一和善意，更倾向于强调人普遍接受的核心福音真理。上帝的定旨、预定和定罪等教义都被淡化，而上帝的拣选常被解释为，上帝将基督分别出来作为中保。1为了在救恩中保持些许人类意志的自主性，圣灵的重生工作被描述为并非出于绝对全能的动工，而是在上帝的智慧中适应每个人的特殊需要的一种劝导性的工作，以确保人是出于自愿接受了基督。这些观点通常与亚目拉都（Moses Amyraut）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亚目拉都教导普遍救恩——但这救恩只有在人真正得救时才适用。2观点上不那么温和的弟兄姊妹则认为，这些构架往好了说是构成一种不一致的加尔文主义，往坏了说是一种软弱的、病态的、甚至是没有改革宗特色的观点。3 与之相反的是一个严格遵守加尔文教义和他们自己特色之信仰告白的团体。由于他们坚持要求牧师们完全接受《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及其要理问答，因此他们在长老会圈子里被称为“认信主义者”（Subscriptionists）4 、或“认信式”加尔文主义者。5 他们经常与堕落前神选说（supralapsarianism）和一种强烈的、甚至颇为严厉的定罪观点联系在一起。其最极端的形式为“超级加尔文主义”。这一派否认了人在信福音和传福音方面的责任。6 这个团体在改革宗圈子里被称为“T. R.”（意思是“Truly Reformed/真改革宗“或”Totally Reformed/全然改革宗”），其特点是对精确的不懈追求和对教义的固执坚持，同时难以辨识哪些是改革宗教义与治理的精髓与核心。他们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的立场、加上缺乏区分上帝永恒真理与他们自己对真理之解读间的必要客观性，使他们缺乏弹性，因此让那些不那么严格的同行，好则感到沮丧，坏则在属灵上瘫痪。7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温和的多数派。这个温和的群体试图保持平衡，既坚持历史上的信仰告白，坚定地信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又在并非核心的事情上有表达彼此相爱的自由。他们体现出奥古斯丁所提倡的：“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彼此相爱”，并试图分清主次。他们仔细研读了诸如拣选和预定论等教义，强调其中的奥秘，也强调人的头脑无法洞悉上帝的奥秘旨意。他们出于对福音和宣教士的强烈关怀而更愿意与葛培理布道大会（Billy Graham crusades）等许多其他福音机构（para-church organization）合作。他们的灵活性使他们对非改革宗教会有更大的宽容、且在创造性上也有更大的自由，并以更温和的方式处理教会法庭上的辩论。一个人若具备对上帝的真理和自己对真理的感知之间作出区分的能力，则会产生一种不那么专制的倾向（包括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一张慢慢表达的口）、更大的同情心，以及更大的、在辩论中寻求和解的意愿。8 第四组由那些假定改革宗神学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y theology）或新改教神学（New Reformation theology）之间存在连续性的人所组成。9 在欧洲，新正统派最重要的两位人物是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1886-1968）和卜仁纳（Emil Brunner，1881-1966），而在美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12（1882 -1971）和他的弟弟H·理查德·尼布尔13 （1894-1962）。I4 新改教神学运动拒绝自由主义（在部分意义上是因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艰难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新改教神学重申了圣经中关于罪的教义、上帝至高无上的超然本性、基督位格的重要性，并教导教会必须反对流行的文化。与这些人有过私人接触并研究过他们著作的福音派神学家，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一种温暖的虔诚、一种恳切、以及一种对传统信条用语的尊重。然而，很多因素导致福音派改革宗阵营中的多数人将新正统神学视为对改革宗教义的偏离。13 这些偏离包括对命题式启示的否定、对高等批判方法论的认可、受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加缪、萨特、海德格尔等）的影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传统术语的重新定义。就本研究目的而言，这一运动被认为是超出了改革宗神学的范围。16 近年来，在严格的改革宗阵营中出现了两种彼此相关的运动，甚至连许多不折不扣的加尔文主义者都将这些运动视为极端。首先是神治主义（或作“神权政体”，“神律论“），其名字源于《基督教伦理学神律论》Theonomyin Christian Ethics 一书；该书的作者巴森（Greg L. Bahnsen），是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斯德尼（Rousas John Rushdoony）的著作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18虽然从词源学上来说，“神治主义（theonomy）的意思是“上帝的律法”（即上帝将通过祂的律法来展示出祂的角色）——对此真诚的基督徒并无任何异议，但巴森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术语。他的大前提是，上帝启示给以色列的道德律与治理这个国家的民事律（又作“民刑律）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合一，因此后者（又称“司法之律法”）对今天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19此外，民事法律的刑事制裁应由民事当局执行。20 这一立场在第二波福音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运动被称为重建神学（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或基督教国教主义（Dominionism））。21巴森和斯德尼的思想得到了一些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来自德克萨斯州泰勒市的善牧圣公会（Good Shepherd Episcopal Church）的James Jordan和Ray Sutton；加州普莱瑟维尔的牧师David Chilton；亚特兰大卡尔西顿长老会教堂的牧师JosephC. Morecraft, III；以及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基督教政府研究所（Institute of Christian Government）的所长Gary DeMar。但其主要参与者为多产而颇有争议的诺斯（Gary North）。22诺斯认为，人类在创造之初就被赋予的文化使命（即让人管理全地的安排）至今仍然有效。23上帝愿意那些被祂所称义、成圣、收养的人，藉著祂的律法，逐步地统治世界。24传福音者把上帝的和平条约之条款传讲给人，叫人降服于伟大君王的权柄之下。25 凡降服在上帝律法以下的人，就必富足，使悖逆之民起嫉妒的心。26诺斯设想，随着撒旦王国逐渐失去资本，一个财富转移的计划将会发生。27 此外，他提倡“victory orientation/得胜导向”，这意味着基督徒将接管世界上的构架，从而“引入”基督的王国。28教会有责任引领基督徒重建世界的进程。29...

我喜欢对话，其次工作坊，再其次才是讲座。整个2020年，遍地飞着zoom讲座，我只打开过一次：D.A.Carson的TTi释经讲座。 因着时差，Carson老先生早晨刚起来，在镜头前以他一贯严肃的冷幽默说：Good evening. I am speaking from past to future… 并非理所当然，但我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指中美之间有时差，另一方面指老人家对年轻人的勉励。而现场的交传一脸茫然地说，“Excuseme？” 然后Carson就耐着性子重新说了一遍。 我的右脑对自己的左脑说，Eddy，咱俩逃课喝咖啡去？这就是我在整个2020年的学术讲座经历，看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开场白，因为文化鸿沟而成为一滩。 对话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和二三个自带左右脑的好友对话。话题的展开和互动，每次都能带来许多新鲜的洞见。 这次去京城3天半，扣掉讲道、主日学以及老朋友吃饭开车时的闲谈，还见了8位慕名已久、从未谋面的好友，用去了整整24小时的时间聊天，连我的失眠症都治好了。Joplin上有些题目，大概是他们逼着我回应，不得不临时想出来，留着慢慢整理的。 去年回国安顿，并非条件所迫或者走投无路，我自觉地选择了某二线（准一线）陪都为基地。我以为自己知道选择的得失利弊，但没有料到4月参加神学生团契的和合本100周年研讨会，在思想上竟能带给我如此大的愉悦。当大家都不在牧会现场，而是单纯的思考和神学、哲学高空作业时，固然务虚而难得落地，至少我是渴望常常有这样的机会。 去年的研讨会留给我自己的成果，实际上变成了那篇《以神学翻译为志业》，培洁说是丢进翻译事工机构的一颗炸弹。 夏天的乡建10人行，则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思想和行动资源，多少和现在的事工模式有关，成果是一篇联合发表的文章，““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知网能查到，我的作者单位署了“跨文传媒”，贡献部分在【在乡村发现中国】张聪：从海归视角看乡建与新移民。 年底的和合本学术研讨会，则认识了一批不在牧会现场的学者，有一篇关于和合本新约希腊文中条件语句翻译的论文，因为约稿之后一直未见发表，大概过几天我可以问问当时的组织者是否还打算发表，或者就径直贴上公众号了事。 我并不惦记学术，但是，一旦有机会讨论和聊天对话，顿时就得意。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再去拿一个什么PhD了，安然居住在陪都就好，翻译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做点教会的事情，不要再用学术规范和学术阅读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了。 或许这就是当年的穆迪与CIU占据美国海外宣教士半壁江山的气质，不过最近CIU中文项目正热烈地讨论着三位一体、东方传统与巴特，也颇值得一观。 所以，于我而言，留在陪都挺好的。一年去几次帝都和魔都，与教会和学术上最锐利，最具思想和感受力的一群朋友聊天，了解学术圈和教会牧者圈所思考的热点与趋势（比如美国的华人教会正在转向为全英语礼拜？为了下一代？为了脱钩？），不至于完全脱节，再用小口径将吸收的信息输出到我的“朋友圈”，也是一件乐事。 在机场候机自查健康码时，一位遥远的、从未见过的朋友和我通话，希望来我身边实习，并谈到对我的印象是“偏于学者型的……”，我只能报之以苦笑，文字易改，气质难译，真是译者的切肤之痛。 这次北京之行，成果是一上联求对，一首现代诗。 不是为了“解构”各种基督徒“诗人”，所以我用了1分钟，在列车停靠大猩猩城的间歇，写了这首据说意味深长的“诗”，加上了一个奥秘的题目：“外一首”。最近在实验的语言是形容词或副词作为实词，比如“一滩”或“丛中”。 上联曰：神学正确是一种神学不正确 求下联。 诗曰（外一首）： 我们谈论过系统神学和教义神学 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 那些碎片和残渣 那些闪闪发光的碎片深深地吸引我逃离。列车划过大兴新城 （在我的川音之中，无异于大猩猩城） “车门关闭，请勿靠近车门” 我只能看到铁塔和基站 跨过一道高架桥 秋天的荒原与低矮的房屋 掩盖在尚未变黄的丛中

昨日年满五十，正式跨入“中国老牧师”行列。 一、 早晨有朋友询问，说起一个由资深牧师发起的年轻传道人培训项目，问我是否有兴趣。我随口玩笑说，如何参与？是去培养年轻人，还是接受培养？ 答曰当然是接受培养。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这样的年纪，早已既无时间，也无心情再接受那几位“资深”牧者的培养和带门徒了。 回头想想，对Emma说，自从Logos事件之后，虽然口中说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想起来，我对于其他人主动发起的“带门徒”活动，已经有了深深的、深深的戒备。大概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单纯地委身在一个“属灵牧者关系”之中了。 我唯一主动邀请做我属灵导师的，只有CIU读书时的老校长Dr. Jones一人而已——神学训练与灵性栽培本是一体。 二、 生日在家简单，打电话叫了陶陶也来一起吃蛋糕。 陶陶前一天的晚上刚刚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独立翻译完成“道路、真理、生命”一书。上一次的译者诊断会上看着译文的质量还过得去，即使在我所有合作过的译者之中，也可以算是不错的。陶陶自己说，这本书比从前给他的那些文字似乎更有帮助，他自己也觉得翻译的水平提高了不少。 将最后一部分译稿校对了一遍，计较几处细节。总体质量尚佳，颇觉欣慰，喝了咖啡，吃了生日蛋糕，就高兴地打发他回去了。 三、 晚上从前的几位同事正好撞上日子，一起聚餐。 天安说起当年我给他的建议，于是送了孩子去学习书法。似乎确实是我建议的，那时他为着几岁的孩子调皮而忧愁，我说学习书法一方面养性，一方面潜移默化传统文化，或许能有点帮助。现在这孩子已经大二了。 认识这帮朋友时我还年轻。那时刘发也不过35岁，遇见才20多岁的我，就邀请去做了总工程师，后来这50多人的技术团队，大多是我一个一个面试了进去了。 说起当年我常常邀约大家在情报所前面的“霹雳火”喝啤酒划拳，三拳拿不下中波小弟，我就自饮一杯……现在已经10多年不太沾酒了。 现在大家都已经离开从前的公司，不过友情还在。后来自己开了公司的几位，现在也常常照顾那些只喜欢技术的同事，AB明年也要满50了，其实说起来现在应该连做小区保安也不会有人要吧，他还在写另一位同事的公司里写Java。 我忍不住感叹，至少那时带领技术团队的时候，团队酒文化建设还是比较成功。我35岁离开前公司自己创业，现在“坦荡科技”也已经15年了，这帮老兄弟见面还很亲切。 他们喝了一瓶多53度白酒，教了我一个新词，“扶弟魔”，9点钟各自叫了代驾回家。 四、 回国之后一直在讲“以赛亚书”，断断续续，才到了32章。 翻开经文，发现心中已经有些气馁。从一间教会已经讲到植堂分开，这卷书连一半也没有讲完。而且，我的心态似乎已经有些软，看着这卷最为丰富复杂，也不太好讲的先知书，似乎不知如何下手了，缺了一年之前的干劲。 想了一下，开始要给自己一点意志上的决绝，这周继续吧，32-35章一次性拉过去，将前半部总结一下，下周进入36章的叙事段落。 寒夜祷告，读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伯明翰监狱书信”， One has not only a legal but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obey just laws. Conversely, one h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disobey unjust laws. I would agree with St. Augustine that “an unjust law is no law at all.“ 嗯，明天的讲道主题是”公义“。

简单说一下“代祷信”的问题。 在帝都闲谈时，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举办一次“内地会”文字事工今昔对比的讲座，是否感兴趣？ 我现在几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大概是“抑郁”了吧——对门训不感兴趣，对国庆期间各种网络会议不感兴趣，对来本地举办的工作坊也不感兴趣……所以，我干脆地回答说，我个人是不感兴趣的。 后来想想，似乎还是有必要陈述一下理由。于是简单地说，文字事工本身并不构成目的，所以单纯地介绍文字事工的实施，我回台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早期或现在的宣教士们（比如内地会）使用文字事工的目的（是否有意规划，还是水到自然成，睡到自然醒），以及他们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如何设计和运作文字事工，效果的评估和经验教训是什么，等等。 对我来说，2个月一封Newsletter，其实是一个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特别是在大多数时间不断重复劳动（翻译，牧会，在家教育和工作坊）之下，代祷信很难有新意，于是常有绞尽脑汁之感。 我读到其他年轻（或者年长）传道人的代祷信，有时甚至觉得他们中间有人在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地写代祷信，或者为了写代祷信而设计了一些一次性的、短期的、或者不太有意思但很占用时间的事工，只是为了让代祷信显得丰满一点。我有时会想，这种为了代祷信或者筹款而“倒逼”出来的事工，是否对真正的日复一日的福音事工是一种疏忽、削弱或损害。 若按照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写代祷信：其他事工已经太忙碌了。但是，对我来说，Newsletters 是一个重要的事工，是为了服事那些支持我们一家人，为了我们代祷，但暂时无法脱身参与我们现在事工的朋友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在我们所做的这一点事情中，他们实在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罗马书 10:15）。 Emma常常读到我的代祷信草稿，会问“为何这样写呢？有必要吗？”我会解释说，这并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或缺乏而写的，而是为了服事我们的朋友们而写。 所以，我5月的代祷信是我们已经进入线下聚会，甚至因为小区难以进入，于是进入了一个公共的咖啡馆；7月的代祷信主题是尽管形势艰难，但我们开始新的植堂计划……每一次的主题都是为了鼓励尚在新冠威胁下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因此有些盼望。 国庆节又要写代祷信了，大概需要一个整天的纠结和构思。唉！

N-1的规则在圣经中早就有了，使徒教训我们说，“客要一味的款待”（罗马书 12:13），除此之外，剩下的菜全部自费！ “News Letter 焦虑症”。 我基本上两个月写一封代祷信，长短不一，无固定格式，随意介绍自己所做的一点事情。有时候太忙，就拖延几天再写，但大体上一年会发出六封代祷信。 我没有写中文版的代祷信，一来身边朋友大多知道我在干什么，偶尔给常常不见面的朋友们通话，他们都说我是事无巨细全部在公众号里发出来的，所以什么都知道了。还有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说自己像个私家侦探，已经将我的姓名、住址、电话、邮箱、facebook等各种信息都掌握在手了。 收到英文版代祷信的朋友则常常为了我担心，怎么这样的事情也能在代祷信里说呢？但我想，若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代祷信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每次都说，现在事工繁忙，最近形势一片大好，有很多人信主了，受洗了，建立了许多教会，不过信息敏感，什么也不能说，云云…… 耶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马太福音 25:21）。 有时候看到一些全职服侍的年轻人写代祷信，觉得他们比我更加焦虑。因为从他们的信上看来，他们很忙碌：服事，学习神学，各种活动和聚会，各种陪伴和举办，各种规划和理想。而陈老师看了我的代祷信，已经觉得我的事工太多了，或者旅行太频繁了。 我可以体会这种心情。如果代祷信写得太过于苍白，比如上个月我告诉大家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校对了一本书而已，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的代祷伙伴会怎么想，怎么看待我所做的工作呢？如果我告诉他们，每天上午我都在家里给孩子们上课，他们会怎么理解我的服事与呼召？ 这种焦虑会不断刺激我去讨好我的代祷伙伴。若我偶然报告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工，下一次我又该怎么办？同样的事情还能提起他们的胃口吗？就像孩子们看了电视，受到声光影像的强刺激之后，就不太愿意读书了，或者完了电子游戏以后，就不太愿意出门运动了一样，含有传奇和猎奇性质的代祷信发出去之后，大概只能让我更加焦虑吧。 有时候Emma也为我担心，是不是写得太多了，或者写作的角度太过于真（清）诚（奇），或者某些事工有没有必要写。 于是我扶一扶眼镜，用高度近视的目光慈祥地看着她，面带微笑地说，代祷信不单单是为了请人代祷，也是为了服事接收我们代祷信的人——他们无法参与这些事工，也不熟悉我们的文化和处境，所以需要比较详细的信息，了解我们的想法和战略，知道我们为何做这样的事情，要达到什么目的，成效如何，有什么属灵教训……这是服事，并不是猎奇的炫耀。 另一方面，知道有朋友在关心我们，也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如何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 随手举例。5月的代祷信重点在我们如何恢复了线下，以及决策的依据和实际的做法。我们恢复线下，但没有回到小区，而是直接进入了更大的公共空间——一个星期天早晨没什么客人的咖啡馆。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我相信这样的代祷信并不仅仅会引发担心，而是会鼓励受到covid影响，多少有些不确定的许多朋友。 基本上，我的每封信都是这样。有时会重点讨论翻译事工，有时会讨论植堂的问题，有时会讨论培训的需要，并非无所选择，事无巨细的流水帐，也没有太多的焦虑感，因为我知道我们在那不多的几件事情上是忠心的，这就足够了，并不过多地寻求填充代祷信的各种活动或者短期事工。 使徒说，“客要一味地款待”，写一封单调而不焦虑的代祷信，大抵如是。 版权所有：Eddy Zhang 众筹翻译”平衡的讲道” | 在安全与冒险的夹缝中换了一个主题 博客：https://eddyemma.com 出品人：跨文翻译（kuawentrans.com） 跨文翻译以职场作为宣教平台。 若您或您的教会愿意支持“平衡的讲道”众筹翻译项目， 请使用以下二维码。

在一个学术讨论群里有人问到关于“预表”的解经原则，随口说了原则，又随口举例，按照这个原则，“约瑟不是基督的预表”，引起一点不同意见。 周日讲道的时候，在谈到偶像崇拜时，举了两个当代人物的例子，也引起一点小小的意见。这两个例子涉及到两位“属灵伟人”，所以我事先小心地夸奖这两位都是属灵伟人，对中国教会有重大贡献，我举例的目的不是说他们两人不好，事实上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他们两人太好了，我们有必要小心，或许有人将他们视为了偶像，过于迅速地消费和消耗了他们建立或留下的属灵遗产…… 然而，这样的例子仍然会引起人的不舒服，所以也有建议给我，尽管我的例证常常点到为止，处理得还算恰当（没有被人当场赶下台？），但以后举例是否举已经过世的人物。 我的想法是，讲道的示例若没有引起部分人的不舒服（“扎心”），或者引起部分人的争议（与构思反驳时仔细的反思），也就意味着这个示例是所有人一致鼓掌赞同的，安全和政治正确固然更有保证，但属灵的力量上或许会有不足。 但是从善如流总是好的，若是这一周我讲道，我多半会选择“J.I.Packer” （正反均有可能），因为朋友圈里有太多的素材可以显明，大家是把巴刻视为属灵导师还是属灵偶像了，而且，他已经过世了。 回到关于圣经中“预表”的解经原则。当代有些福音派解经家也会采用下面的方式来解释约书亚记： 第三，在当时的情景下要求“人们”保持沉默，引出了这一事件所代表的典型场景中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尽管我们不能要求当代的基督徒们完全效法。以色列人占领耶利歌城无疑预表在神的带领下，福音完全的得胜。祭司们吹响的公羊角号声刻画了神的仆人传讲神话语的情景。“人们”被禁止说话，显示了一般阶级的基督徒无份于口头传讲真理—— 他们或者不具资格，或者没有受到呼召进行话语的服侍。在使徒书信中找不到任何一处劝勉圣徒们努力传福音的经文，更遑论“个人的事工”和寻求成为“赢得灵魂的人”了。相反，对他们的要求是通过在工作和家里的日常行为“见证基督”。他们要“展示”出对神的赞美，而不是宣示出来。他们要让光照亮在人前。生命的见证远比能言善道的口更有效。行为胜过言语。——Arthur W. Pink, Gleanings in Joshua (Chicago: Moody, 1978), 102. 而我受到的神学训练教导的解经原则是：**除非由圣灵默示的圣经作者自己说明某段经文具有字面意思以外的第二层（或多层）含义，我们才能按照多层含义来理解一段经文。**换句话说，新约说麦基洗得是基督的预表，很好，麦基洗得应当按照基督的预表来理解。而新约（或者旧约之后的经文）没有明确提到是预表的经文，不应当自作主张当作预表。我的释经学教材，《理解和应用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们经常想要忽视象征和预表。但是问题在于，圣经中到处都是象征。相反的试探是轻浮地使用预表的概念，并自由地发明预表。我们必须拒绝上述两类诱惑， 将预表作为神的美好而有意义的礼物来接受，并努力去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是象征和预表的技术含义。如果我们说的是象征化或者预表化，其意义要广泛得多，或许和我们在第2章所使用的寓意化和属灵化具有同样的概念。在那里我们的结论是，**唯一有效的属灵化和寓意化（这里我们可以再加上预表化和象征化）是作者本人或者圣经稍后的某位作者明确给出了第二种或隐藏的含义。*否则，我们就被限制在使用词语的普通、字面含义上。当解释者发现旧约中到处是圣经自己没有确认的预表性语言和象征的时候，他已经贬低了圣经的权威。 ——R.McQuilkin，《理解和应用圣经》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样严格的定义。比如，按照Terry Milton或者伯克富就持有相对温和的立场：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e Thre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types can be identified. First, “there must be some notable point of resemblance or analogy” between the type and its antitype.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re are not many points of dissimilarity as well: Adam is a type of Christ, yet Scripture speaks of significant dissimilarity as well as similarity (see Rom....

本周开始，释经工作坊停止报名。 本周邀请卫灵公老先生对工作坊介绍如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讲道，辞达而已也。 80%的报名者使用了QQ邮箱。本周邀请盲人音乐家师冕解释这个问题。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 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几个研究机构联合报告说，最新的HTTPS-TLS 1.3和加密地址请求协议ESNI据说无法在墙内打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明年大部分国外的网站估计都无法正常访问了，特别是CDN加速的网站。 真令人悲伤。 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翻墙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不平衡的讲道（1）｜三种非释经性讲道

孤零零的一颗智齿，wisdom from who？ 三针麻药，三个小时，two tired doctors， 我念了一百遍主祷文，但最后 牙齿还是断掉了， Left the root more difficult to remove 于是只有一句话自动重放： 耶西的根，这圣洁的种类也是如此！ so the tooth will be The stump in my mouth. 这样的苦难意义何在？ Why it could not be pulled Out when it was pulled？ And I am speechless 因为伤口缝了针，而我却没有任何感觉…… ———— 如果将橘子分瓣句子分行就是诗，那么我也写诗。 30多年前我在河海大学文学社做主编，和徐徐争论这个问题。他坚持说诗就是形式，如果我的“诗”不够后现代，在诗坛是会被人嘲笑的，而我的理论素养又不足以反讽。 我认为诗首先是诗意，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不过相比起来，我更愿意写歌而不是写诗，因为音乐另有一种力量，与世无争。 于是我写了生平第一首歌，忘了是“今夜不懂”还是“水”…

周一到周五早晨，预留为在家教育的时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懒懒地做一点翻译。 和Emma聊了一阵，讨论我们俩的继续教育。 对我来说，教育大概是三个目标在各种不同比例上的混合。第一个目标是向上提高，或者纯形而上的学习；第二个目标是向前纵深，或者技能上的精熟；第三个目标是打开职业发展的大门，或者学位与证书。 随手画一幅示意图，请原谅我的透视学有问题，本科的测绘和三视图没及格： 向前的纵深则是单纯的技能增长，也许因此可以走得远一点，或者活动范围大一点。 而证书和学位，大概可以多打开几扇职业之门。 我们想了一下，我似乎想不出再增加几个职业的理由，如今的事情已经够忙了。Emma呢？也许她想再读一个学位，但我不想给她具体意见，留着她自己和上帝讨论去吧。 就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我对David说，今天不学习了，你自己玩吧。或者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吗？ 他说，学点数学吧。我们就开始写“Dividend，Divisor，Quotient，Remainder”，然后弄了几个巨大的5位数除法。 休息了一会儿，开始下午的释经讲道工作坊，讨论诗篇的讲道策略，顺便聊了一下海归事工和Andy Stanley的“Communication For A Change”。 我和Emma开玩笑说，释经工作坊的目标是让参加者可以判断一篇讲道是否是“好”的讲道。Emma严肃地说，这不应当是你开设工作坊的目的。我争辩说是的，这就是教育的第一个目的，让人在形而上的“释经讲道”上提高，或者站得略微高一点，可以看些不一样的风景。倒是其余两个目的，或许不是我的主要目的，而是参加者需要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 和远在海边的老朋友通电话，说起我们的讲道不那么“深刻”的问题。听说有一间大教会邀请他去客座讲道，他就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说，我要不要接受邀请呢？会不会去了以后，我的名声尽毁，在这个城市里以后都没朋友了？我也装作严肃地对他说，你要谨慎，要不就讲不会出错的约翰福音316？…… 对我来说，讲道，作为礼拜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本质是指向神的，是向神献祭的作品。如果讲道还有教育的目的，那么也主要是形而上的目的。 因此，我并不期望听众们存有更多的期望，试图在我的讲道中听到什么精深奥妙的神学，发现某些特别文艺或哲理的阅读，或者满足于一点迎合大众口味的庸俗批判与政治偏好。 讲道的目标是在信仰共同体中间传讲简单而古旧的福音，借此发动圣灵的大能，连同其他元素（祷告、认信、赞美、悔改、圣礼……）唤起听众的宗教情感和神同在的悚然。 从这个意义上看，讲道并不会变成技能大比拼的。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路加福音 14:31） 一、 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门下几个研究生或参加数模竞赛的学生来吃饭，会叫Emma师母，但他们却叫我“老板”或“老大”。继续这样叫的人都留级了，据说是答辩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Emma不喜欢被人叫作“师母”。在活石教会大家都知道这事，我给Ron长老提出的条件也是这样，Emma不是随着牧师附送的不领薪“师母”，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员就好了。答应这个条件之后，我要求教会只付给我60%的薪水，在讲道的时候对大家说，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拿走了教会奉献的50%以上作为自己的工资，我认为是一种个人的耻辱。 教会的工资扣掉税款之后，刚刚够我们家在PineView的房租水电，于是我在家里做一点翻译工作，贴补家用。 在教会里，Emma不参加执事会，不负责组织儿童主日学或VBS，不带领女子查经班，只是和大家一起排班参与日常的志愿者服事而已。三个年幼的孩子年龄上相隔不远，Emma一直都比较忙。 二、 回国以后情况要更艰苦一点。我们不在教会领薪水，住在父母家里，不用付房租了，所以仍然可以维持一样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但是Emma继续做着神呼召她做的事情，她的讲道一向比我的更重要——她的听众是教会的下一代以及年轻的妈妈们。我们的敬拜是联合敬拜，孩子们也站在一旁，一起祷告和歌唱。在讲道之前，孩子们去另一个房间听儿童主日学的讲道，几乎80%都有Emma的参与。年幼孩子的妈妈有时也会去儿童主日学一起服事，听Emma的讲道。 她从来不会说自己也有CIU的释经学硕士学位（MA），我们都假装忘掉这件事了。有一天她说，也许我应该再学一个教育学，看来我要一辈子和孩子们打交道了。我说好呀，我不学博士了，你来学习吧。 三、 今天看到时间线上有人说到一位长老的妻子患了抑郁症，顺便说到教会那位鼎鼎大名的牧师的妻子也有抑郁症，以及许多师母都有抑郁症…… 但接下来的评论有点让我诧异：抑郁症不正是顺服的妻子所献的祭吗？……抑郁症说明她们所背的十字架远比我们所背的重。 一时语塞，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四、 简单说吧。“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利比书 4:4），一个抑郁的师母应该会让整个教会都阴郁下来吧。 五、 无论多忙，我每个月最多安排一次外出旅行，每周最多外出两个晚上。 所有新的事工开始之前，我都要和Emma商量，一起评估一个新的事工对我们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能够维持事工和生活的平衡，谁都没有得抑郁症，大概和这种事工哲学多少有些关系。 谈到付代价的问题，我不以为我有权柄可以独自决定整个家庭一起来付出任何代价，比如抑郁、分离或者更大的代价。 我有一篇文章，大概是事工哲学（11）——“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基本上表达了我的理想。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道人，做一点不甚起眼、毫无戏剧性的事，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一生，没心没肺地没有抑郁过，甚至师母也没有抑郁，未尝不是一种理想。关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选择，可以参考“事工哲学（23）——我们下一代的吗哪（关于教育）”和“事工哲学（24）｜传道人为了未来而储蓄”。 我一直疑心有些人是天生不愿过这样的生活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极其丰富多彩，跌宕起伏。 孙子曰：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牧会之法，全家为上，破家次之。 版权所有：Eddy Zhang 众筹翻译”平衡的讲道” | 在安全与冒险的夹缝中换了一个主题 博客：https://eddyemma.com 出品人：跨文翻译（kuawentrans.com） 跨文翻译以职场作为宣教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