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一、闲鱼 这周末开始两个事工。一个是英文团契，一个是释经和讲道的研讨。 Emma和我多年前在英文团契相识，我们最初建立教会的成员们，也是英文团契结识的朋友。这算是回馈社会吧。 因为参加者可能来自不同背景，所以第一年准备用“新城要理问答”做查经材料了，中规中矩， 不偏不倚，上不会得罪改革宗，下不会招惹福音派。 唯有回国的时候，我的吉他盒子被野蛮装卸了，如今拿不出手。所以考虑另外备一把吉他，放在大坪。Water说，时代天街就有一家吉他店，随时去看看就成。也有朋友说，可以上闲鱼看看。 一早醒来无事，下载一份闲鱼，做了一点研究。乐器大概要搜“不学了”比较靠谱，但是如今的“不学了”都是高档琴，泰勒马丁之类的“不学了”，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后来看到一把“森氏”，各方面看来比较靠谱，就随手拍了下来。 下午买家打电话，果然是同城。就约了在龙头寺轻轨站交易，双方不出站，我以为轻轨公司不收我的车费，但是系统很聪明，计时收费，还是按照最低的1.8元计算了。 交易很愉快方便，卖家很好。不过琴的音色并不太好，低音有点闷。不论如何，今天的英文团契有琴用了，我也不用每次都背着琴跑来跑去了。 二、项目 回国之前，尽力将所有翻译项目都结题了。 ACSI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圣经教材，从2017年10月开始组织译者，2018年1月试译，历时一年半，前后参加的有10位译者，1位桌面排版，加上我这个名义上的“主编”，平均每个月输出13万字，终于愉快地结束了。 每个单元的最终文件有5个：学生版用书PDF，教师版用书PDF、Word，Indesign排版文件，问题答案PDF，总共1360个文件。（我的统计报告正在生成中，报告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统计好，这SQL语句写得也太差了吧！）至于中间结果，OCR转换扫描，原文校对编辑，上传分配任务，核对工作量，提交发票，ACSI圣经教材翻译团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统计报告出来了：不算学生用书和答案，仅仅教师用书包括1,369,637个英文单词，分为112,940句子，一共5,478.55页。] 客户的最终反馈是这样的： † Dear Eddy, Thanks so very much for partnering together on this ministry. What an effort and how disciplined/faithful you and your team have been! I thank our Lord to have brought us together to serve and may we continue to pray and support each other while we each run our race and fight our battles on this earth for His Kingdom and glory!...

晚间闲谈的时候，Joe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书，希望我可以帮忙找人译成中文。 我拿着书打开翻了几页，以我一向的肯定语气（就是许多人觉得我骄傲的那种语气）对Joe说，估计这本书只有我亲自翻译了。 我和Joe认识超过25年，书中诸多人物我曾经见过，许多故事我也听过。而且，全书的语言和幽默，大概换一个人来翻译，我有点不放心。 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根据我的记录，第一句话是9月1日晚间7点过开始录入的。因为周日还要讲道，所以进度并不太快。但是故事太吸引人，所以回到哥伦比亚以后，我继续抓紧时间翻译，全书在9月9日凌晨完稿。 25年前，当Joe和Kim第一次去中国，在交通大学教授英语。那时我郁郁不得志，刚刚从乐队退出，写了一首告别的“白日梦”，在河海学院的港航实验室混日子，预备考研回南京，和小古搭档成为职业桥牌手。 有一天，实验室主任告诉我，学校有一个英语进修项目，可以半脱产（或者全脱产）学习6个月英语，问我是否愿意报名。于是某个下午，我就去了教学大楼一楼右边的小教室，参加Joe和Kim的面试。 面试的题目是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People think I am …, but I am …”。要求现场口头造句。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回答是： People think I am a student, but I am not. （那时我看起来年轻，在教学楼出入常常被巡视拦截，“同学，为什么上课这么久了，你还在走廊闲逛？” 或者在乘坐电梯的时候被阿姨赶出来，“同学， 这是给老师用的。你出去吧！”） 于是，我就被录取了。实验室也没什么大事，所以在所有交通学院的年轻教师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算是全脱产了。现在我还说着一口Idaho的北方英语，就是当年落下的病根。 当年Joe和Kim还没有孩子，我也单身。他们的公寓和我们家在一起，所以我们几乎成天泡在一起，聊天，吃饭，打篮球，讨论各自读过的书，或者去瓷器口拍照，朝天门洗脚。很快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老实说，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我极为震惊。我常常想，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夫妻？他们对待生活、工作和友谊的态度，他们的见识和阅读量，他们的冒险精神和明确的道德原则，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限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们并没有给我“传福音”。半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中国，回美国去了。我只是从上课的片段知道，他们是基督徒。 于是，我对这个从前十分反感、不屑一顾的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想要探索信仰的问题。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大约经过13年的仔细思考，我在2007年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可以说，尽管Joe和Kim没有带领我做“决志祷告”，我却是通过他们生命里美好的见证而信主的。 1995年，我的孩子陶陶出生时，我请求Joe和Kim做他的教父教母。 Anna比陶陶早出生一个月。1996年，Joe和Kim带着一岁的Anna回到重庆交通大学探访我们和其他朋友。知道陶陶这个名字的含义之后，他们说，陶陶的英文名就随Joe吧，叫做Josheph。这个名字是圣经创世记里的人物，也做过宰相，娶了埃及大祭司的女儿，而且十分富有。 Niels 3岁的时候，他们再次来访重庆，短暂地教书23个月。我们一起去了储奇门的解放西路教堂过圣诞节。 后来，他们就去了云南定居。 2005年，我带着妻子和陶陶访问在云南的Joe和Kim。我认识小鸟，Zeyi，Diji等许多书中提到的人物，当时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孩来与他们同住4个月。对了，还有Rontu。我出题测试他们的中文水平，似乎Anna的理解力最好。 即使是夏天，高原的夜里也很寒冷。晚上，我们围着火炉查经。Joe带着我们读了雅各书1章，然后大家分享。那时我还没有完全信主，但是Joe认真地看着我说，“Eddy，你有一天也会带领别人一起学习圣经的。”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神呼召进入服侍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欠着Joe和Kim很多福音的债。在云南的时候，Joe和Kim曾经将Anna和Niels托付给我说，如果我们在中国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希望你可以照顾Anna和Niels，将他们养大成人。 现在轮到他们的责任。如果我和Emma出了任何意外，David，Lisa和Angela三个孩子，大概会在Idaho Falls度过自己的童年。 略微谈一点翻译的问题。 我希望译文维持一种快节奏的口语风格，就像我在云南看到的本地人说话一样。看起来，Joe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在英语中用上了汉语的连动词模式： He smiled at me, muttered something, spit in my face, and came at me. 他冲我咧嘴一笑，口里嘟囔着什么，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向着我冲过来。 类似这样的句子，我会减少句中的连词，保持一种紧张的感觉。下一句也没有翻译"and": His dad and some others held him back as he screamed, and they locked the door from the outside as the boy beat on it from the inside....

罗马书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劳苦，直到如今。 22 For we know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has been groaning together in the pains of childbirth until now. 花了一点时间，把paypal升级为商业账户，然后在“跨文翻译”的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本译作： 山友——MOUNTAIN FRIENDS简体版 试销售。欢迎大家踊跃捧场。 Joe Mitchell的《Mountain Friends》, 亚马逊上5星好评，在描写跨文化宣教的故事上，作者既诚实又有趣。翻译的难度很大，当然，我相信我来翻译是最恰当的。原因参见“跨文翻译”的电子商务网站： 跨文翻译——电商试销售

最近在预备去一个美国西北部的教会讲道。涉及到宣教预算的问题。 这是 David Mays的宣教预算表局部。

Tim是PCA按立的教导长老，几年前离开了教会牧师的职位，开始在Midland一带植堂。 我们在一次休斯顿的T4T中级培训上偶然相遇，发现原来从前就认识。我们都是CIU毕业的，而且我曾经在他原来的教会访问过几次。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阻碍教会植堂的因素”。研讨的方法是列举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所有功能，比如施洗，圣餐，奉献，讲道，祷告，团契，敬拜，确定和培养领袖，等等。 然后每个人反思自己教会在植堂的时候，通常会控制那些权力，迟迟不交给派出植堂的小组或者新建立的教会。 不愿意释放权力的后果，就是母会的资源一直被占用，而新教会很久不能独立。于是“倍增”就变成了一句美好的口号。 关于洗礼，我们分组将新约中所有关于洗礼的段落全部找出来，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分析： 谁给予新信徒洗礼？他的身份和教会里的职分是什么？ 谁接受洗礼？ 洗礼的时候，这人（及其家人）信主多久了？ 从新约的证据看来，给人施洗的有使徒（彼得），执事（腓利），平信徒（亚拿尼亚），宣教士（保罗）等等；接受洗礼的人有时候半夜也立刻受洗，路上也要求洗礼。 Tim给我说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在讨论这个话题时，专门查询了PCA的规定——需要一个在话语上服侍的牧师（教导长老）才能给人洗礼。于是他就去看这样做的理由：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Sacraments are official ordinances of the Church, commanded by Christ. And in 1 Corinthians 4:1 the Apostle Paul says “Let a man so account of us, as the ministers of Christ, and stewards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This clearly implies that such a task as “the work of ministry” (Ephesians 4:12) is not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takes to himself on his own, but is rather bestowed upon him by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God’s revealed will (Ephesians 4:12 and Hebrews 5:4)....

I would not reveal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following racialist comments on Chinese. If this is written by a missionary who worked in China for 11 year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person? Did he ever love China or loved the people who used to love him so much? After one year, I don’t know if any of the PCA churches or Korean Churches or any individuals are still supporting this person....

Logos机器人三定律： 1、人人都要成为宣教士。 2、成为宣教士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属灵的、特别是金钱上的训练。（目标：全然顺服Shin老师夫妻；买房子全部奉献掉；辞掉工作……） 3、训练不通过者，用各种方式赶出教会。（我带领不了你。你去寻找更有水平的老师吧。） 我已经走到训练的最后一步，还有1年就真的去做跨文化宣教士了。 这时我小心地问了一个纯粹实践性的问题：如果去越南以后，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了，如何为他们施洗？ Shin的回答是：我每年来一次越南，给他们施洗。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同工问过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有关地方教会权柄的问题。 我之前已经提到Logos系统中有那么多地方教会，却没有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北京朝阳Logos曾经一度有一位执事，乃是唯一例外）。这种系统从教会治理的角度是不合圣经的；而在一位PCA按立的牧师/宣教士的领导下，10年如一日的没有长老和执事，绝不是因为Shin缺少正确的神学知识，而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吧。 但是，当教会差派一位海外宣教士去建立教会的时候，还仍然以独裁的方式限制圣礼，就连我这铁了心打算全然顺服的人也无法顺服下去了。难道使徒彼得不是说过“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吗？ 保罗说，神在教会里设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样众多的职分中，宣教士是什么职分？宣教士的权柄是什么？ 于是，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方面，Logos教会高举宣教士，认为人人都应当成为宣教士，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背离圣经的教导，不打算赋予宣教士足够的权柄。 这两种做法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我要简单说一下CIU历任校长的宣教背景，但是主要以Dr. Jones为例。 CIU第一任校长Robert McQuilkin想要去做宣教士，临行之前去非洲的船失火沉没了，没有去成，所以成为了CIU的创办人。McQuilkin先生有6个孩子，都想成为宣教士。家里吃饭的时候若有人挑食，他太太就会说，Robertson，如果你不吃这个菜，以后就做不成宣教士。因为宣教士要吃很陌生的食物。于是，小Robertson就乖乖地吃下菠菜，不想失去成为宣教士的资格。 第二任校长Allen Fleece是牧师和教授，从来没有当过宣教士，却在几个宣教机构的董事会任职。 第三任校长Robertson McQuilkin在日本做了多年宣教士，乃是老校长的儿子。 第四任校长Jonny Miller在欧洲做过几年宣教士，但主要是做牧师和教授。 第五任校长George Murray是在意大利宣教的宣教士。 第六任校长Bill Jones在CIU读书的时候，兴致勃勃地打算成为宣教士。有一天他去见学校宣教系的主任，一位资深的宣教士，对教授说，我要去海外宣教。哪知道教授一盆冷水泼下来，对他说，Bill，你不适合做宣教士，应当留下来教书。 倍受打击的Bill顺服了教授的指导，打消了去海外宣教的念头。但是他想，怎么才能参与宣教呢？既然自己去不了，那么就建立一个机构，派遣别人去宣教吧。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这就是已经30年历史、建立了将近600个教会（超过一半是在穆斯林国家）的Crossover的由来。创立Crossover的时候，Bill30多岁，Jason才19岁而已。 Bill的故事有两点有意思的教训： 1、他的属灵Mentor不赞成他做宣教士；Bill顺服了导师的意见。 2、通过Crossover，Bill现在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他做宣教士可能具有的影响力。 我到CIU之前，对于凡是犹豫着是否做宣教士的人都表示深刻的怀疑，对“没有呼召”的人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看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生命不好”。我的口头禅是“请顺服一下……” 而现在，通过两位校长，George和Bill的指导，我比从前在灵里要自由许多了。我现在认为，宣教士是一种生活，而不是一种职业；或者说，只有少数人才会以宣教士为职业，而所有基督徒都应当过宣教士的生活。当然，宣教士更不是一个比一般基督徒高尚的阶级，也不是每个人都应当牺牲一切去追求的目标。我希望从前Logos的朋友和同工们会从不能成为宣教士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开始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恩典。 这就是CIU的目标：At CIU we educate students to become ministering professionals (and*** professional ministers***) to impact the world with the message of Jesus. （请参考前一篇关于Mr. Bullard修车店的故事）。

一切改变都会带来压力。即使很小的压力，累积起来也会产生很明显的效果。Mayo Clinic 的科普文章说，压力带来的影响(或者，为了让我们更好受，我想更准确的说，人对压力的反应) 包括： Common effects of stress on your body （身体） Headache 头疼 Muscle tension or pain 肌肉紧张 Chest pain 胸痛 Fatigue 疲倦 Change in sex drive 性欲不足 Stomach upset 肚子不舒服 Sleep problems 睡眠问题 Common effects of stress on your mood （情绪） Anxiety 焦虑 Restlessness 无法休息 Lack of motivation or focus 缺少动力或专注 Feeling overwhelmed 烦心事充满 Irritability or anger 易怒 Sadness or depression 悲伤或抑郁 Common effects of stress on your behavior （行为） Overeating or undereating 反应过度或不足 Angry outbursts 暴怒 Drug or alcohol abuse （滥用药品、酗酒） Tobacco use （抽烟） Social withdrawal （社交恐惧） Exercising less often （减少锻炼时间） 如果加上属灵的影响，压力会让人难以集中祷告，减少属灵训练的时间，怀疑，破坏人际关系，等等。...

上周的讲道提及跨文化宣教的“Mission China 2030”。因为不了解这个运动最近的进展，所以不是太好评论。但是，跨文化宣教离不开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所以暂且放下高大上的愿景讨论，先说点实际的。 这是CIU的CNC9571 “Marriage and Single Issues in Mission”的学期项目的一部分。后续部分会陆续给出。 Kubler-Ross变化曲线，心理学上常用来说明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当宣教士到了另一个文化中，首先的反应是震惊。因为自己从前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全部失效了。语言也不管用了，一切都要从头来过。震惊之后，开始否认（Denial），或者麻木（Numb），不承认所见的证据为真。例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见到不少人否认自己已经家破人亡了，一副生死无关自己的样子。接着，就会进入焦虑状态，什么东西都搞不好，常常发火。然后就陷入抑郁之中，不想做事。要经过了这个阶段，才会开始逐渐尝试新的环境，开始做一些关键性决定，并最终融合在新的文化中。 这个过程里，有些人陷入到最低的抑郁状态，就再也没有走出来，于是最好是结束宣教回国了。否则，对于自己、家人、差派教会和机构以及现场团队，都是一个很大的担子。只有顺利调整走出来的人，才有希望继续呆下去。 Gullahorn&Gullahorn用W曲线来描述宣教士第一期海外事工的适应过程。他们认为，除了文化冲击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孤立的过程。从到了宣教工场的蜜月期，到渐渐开始觉得诸事不顺的疑惑和自我否定期，到初始调整进入对文化的更深了解，发现自己很难融入的孤立期，再到完全适应和找到新文化的符号与意义，融入到新的文化中的接受期，构成一个W曲线。 实际上，在适应阶段，我们需要同时适应身体、行为、情感和智力上的挑战，因此也会极大的影响到一个人的属灵实践。 考虑到各个方面的调整尺度、速度和方式不同，以及一家人中各个个体的调整顺序、方式和进度的不同，会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非线性问题。 This year more than 7000 missionaries will quit. Nearly half of those will have managed only one term on the field. But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 今年会有超过7000名宣教士退出宣教工场。其中半数仅仅坚持了不到一期。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 At least twenty missionaries will pull the plug today. Every fifteen minutes one decides to throw in the towel. *But that’s not the worst part.*就在今天，至少20位宣教士宣布退出。每15分钟就有一位决定放弃。但这也不是最糟糕的部分。 Many of those who quit are lost not only to the cause of missions, but to their faith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