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对译者的牧养
最近整理2014年翻译的《理解和应用圣经》一书，重新读到老校长Robertson McQuilkin先生关于“教条主义”的评论。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在2013年的“释经学”的课外阅读作业上，记得当年读下来，出了一身冷汗。 14年陆苏河教授主持CIU的中文神学项目开发，因为我刚上过他的一门“诗篇”，大概陆老师觉得比较熟悉，于是邀请我做这个项目的助理。我先是用了几个月时间为图书馆整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文神学书目，为图书馆的采购和日后的中文课程选择合适教材做预备，后来又转到翻译“释经学”课程的工作上。 这样，我就有机会仔细地将《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Bible》翻译为中文，并且自以为是对CIU的整个释经学体系花功夫最多的中国学生之一。 那时还没有毕业回国，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翻译“教条主义”一章的时候，我几次停下来，深夜在Harden Rd黑漆漆的路上漫步祷告。这段话就像是专门对我说的，或者简直是当头一棒，将我从Logos教会的迷梦中敲醒。我不停地在内心挣扎，对自己说，Eddy，你要顺服神的话语，不要跟随人的解释，不加分别地接受某种神学框架。 一年以后，我忙于毕业和为CIU的中文项目担任助教，从前的祷告早已经忘掉。但是当我再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当年的那种感觉又忽然回来了，让我知道，原来15年离开Logos并非偶然或者一时冲动，而是我心里早有预备的。从前祷告埋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有一天渐渐发芽出来，见了阳光，就再也不愿意埋头在土里了。 推广我即将修订出版的释经学经典《理解和应用圣经》一书。这一章的内容改变了我信仰生活的整个轨迹，我希望你也能先预览一下，体察一个人决定完全信靠顺服神话语的那一刻，从心里生出的力量。 第5章 教条主义方法 神不说谎。因此，在神的心里没有矛盾存在。再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全部内容都是可靠的。根据这样的基本前设，把圣经在某个主题上的所有教导协调起来，或者把圣经所有的教导综合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性构架，就是一种完全合法的尝试。 系统的研究圣经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例如，研究圣经中所有讨论救恩的经 文，对于神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如果他提取一段特殊的段落，将它与圣经别的地方讨论人如何得救的段落孤立起来，并由此构造出拯救的教义，其结果将会歪曲神关于拯救的真理。因此，神学家的系统性工作对于理解圣经的含义而言，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努力协调讨论某个特定主题的各个不同段落，或者发现其中潜在的一致性，对于教师、传道人与神学家来说都是本分的工作。 整合圣经的教导不仅合法与必要，而且是一项不可避免的重要工作。每个人在研究任何书面的文献时，都会带着一堆前设条件。虽然某些解释者宣称完全客观，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来临，要坚持这种立场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我们眼镜之后的东西对于解释的影响超过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句话大概有几分真实性。因此，基督徒也会带着某种思维体系来阅读圣经中关于神和神启示的真理。他用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圣经中每一件事情。事实上，他的理解力只能接受那些多少与他脑中现存的系统思维相符的观点。因此，不仅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学家，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神学家。唯一的差别在于，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好的神学家而已。 如果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并且人的思想不断想要整合自己已经接受的各种信念之关系，那么在发现圣经真正含义的过程中，我们该采用何种方法来避免错误？ 一个人如何可以走出自己的前设条件与别的圣经解释者的前设条件所共同构成的迷宫，找到神在圣经中启示的信息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是本书15和16章的主要议题之一。 整合圣经教导的过程和科学家使用归纳和演绎的过程没什么不同。解释者从一个个具体的段落开始，建立作者的意图。他这样处理所有相同或相关主题的段落，寻求将它们关联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然后，怀着对圣经终极统一性的信心，解释者提出一个可信的模型或者假说。这个模型就转而成为他研究其他段落的基础。一个经过完整测试的可靠模型，将成为解释者借以理解圣经的神学系统。 然而，提出一个系统并非是解释的最终步骤，因为解释圣经是一个终生持续的过程。圣经必须总是控制着系统；系统绝不应当控制圣经。进一步说，解释者有责任将所有圣经的教导都整合到他或她自己的系统中，否则就必须抛弃这个系统。但另一方面，系统中任何不能由圣经证据直接支撑的部分，我们都应该以谦卑和迟疑的心态来对待。 因此，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存在一种合法的使用教义系统的方式。当系统本身成为权威，具有独立判断圣经里任何一段给定经文之权柄时，就会产生问题。解释者用一个系统的教义预设来强迫经文符合教义，而不是根据圣经来修改教义，这是对圣经的误解。 怀着神所赐予的、想要理解神所有真理的热情，各个时代的学者甚至平信徒们，都可能首先构造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一致的系统，然后依据他们的系统来解释圣经中所有的经文。这就是所谓教条主义方法。虽然现代主义解释者特别钟爱这种方法，但是实际上各个时代的解释者，不论他们的前设条件为何，都未能免俗。基督徒中间经典的教条主义释经方法的前设条件是：所有圣经的教导都来自于神，且必须被视为一个一致的整体；在找到整个系统以后，特定的解释就必须与其保持一致。 一个教条主义框架常建立在圣经的材料与圣经数据的逻辑演绎基础上。此后，每一段经文都必须与系统保持一致。为了这个理由，在20世纪后期，很多学者不再使用“释经学 （hermeneutics）”这个术语，或者一系列让人可以据以解释圣经的规则。他们代之以使用单数的“释经（hermeneutic）”。这个转变意味着一个人不仅大胆承认了他的前设条件，而且引入了他的整个系统。然后，他就在这个系统基础上力图理解圣经。今天我们有加尔文主义释经、时代论释经、非洲释经、自由主义释经、女性主义释经以及各种不胜枚举的系统。对任何经文的解释，都必须与已经选择的系统一致。 虽然我说的是“20世纪后期”，但是这也是中世纪的基本释经方法： 在中世纪有很多人，甚至包括教士们，对于圣经极度无知……圣经的解释必须与传统和教会的教条相一致，这成为一个既定的原则。重述教父的教导，或者在圣经中发现教会的教导，被视为至高的智慧……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甚至说：“先学习你应该相信的内容，然后去圣经中发现它们。” 1 16世纪中叶，特伦特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将教条主义方法确立为罗马天主教会释经的官方前设条件。这次会议宣布圣经和教会二者都是无错的，从而事实上将教会的教义确立为释经的主要控制因素。 宗教改革者又如何呢？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说明路德对雅各书的不屑。路德的基本系统可以从罗马书1:17中找到。因为按照路德的理解，雅各书与此标准不符，所以这本书于他而言就是一封“正宗草木禾秸的书信”。 根据任何公认的圣经解释原则，可以得出约翰福音3:16的含义为：“神爱祂拣选（elect）的人”吗？除了基于教条主义前设条件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这种解释；也就是说，依据一个已经构造好的系统，这句经文被认为具有不同于其字面的、正常含义的解释。同样，某种系统也可以被用来将悔改排除在被神接纳的前提以外，或者否认基督徒可以用主祷文来祷告。 甚至某些拒斥绝对真理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发展出了各种教条主义方法：例如绝对的相对主义，女性主义释经，或者同性恋释经。 系统决定了含义。19世纪后期的重要释经学者特里（Milton Terry），如此描述这种基于教条主义前设条件的释经： 当一位神学家以一种教会信条为基点，并由此出发，带着争辩的态度在圣经中寻找一句支持他而反对他对手的经节时，他大概有点做过头了。他的信条也许具有和圣经一样的真理性；但是他的方法却大可指责。看看路德与茨温利在圣体合质说上的争执；或者读一下反律法主义者、加尔文主义者以及圣餐形式论者之间论战的文献。圣经被人劫持，肢解为一本为了证明教义的文字汇编……人们应该记住，在教条主义预设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辩论是严密的，没有任何教条是确定可靠的。这样的过程不是释经，而是强辩。2 把释经的教条主义方法推向极端，很明显会带来不妥的后果。圣经不再是自身的权威。尽管它仍然提供了构造系统的原始材料，但是大量的逻辑演绎结果也被植入系统之中。于是，系统的结构被叠加在任何给定的经文之上，成为可以忽略经文正常含义的权威。 这里定义的教条主义方法，尽管同时接受圣经的超自然与自然的属性，但是却妨碍了对作者本意的客观研究。最终结果，不仅妨碍了好的解释，而且可能用人造的系统取代了圣经独立的权威。 我们可以发现三种典型的、控制释经的教条来源。若不加批判地采取以下某个方面的材料，人们有可能构造出某种一致的圣经教导，或者一个统一的个人立场：传统，另一位基督徒，或者个人经验。 传统 我们可以正面地、也可以负面地看待传统。作为基督徒群体所接受并传承给后代的教条或教义系统，传统能帮助我们看到哪些真理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越来越多的福音派基督徒提倡回到古代。如果每一代新的基督徒都必须重新思考三位一体的定义，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或者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的称义，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艰难啊！历史上，圣灵曾经带领教会建立了经得起圣经考验，至今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解释。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圣经根据就接受传统的解释，传统也可能妨碍对圣经忠实的解释。未经检查就继承下来的各种命题，常常蒙蔽基督徒，让他们看不到自己视野以外的经文。更进一步，狭隘的视野也会扭曲已经看到的东西。 继承下来的教义系统，需要接受圣经严格权柄的控制或修正——若某个特定的经文与系统不符，我们应当允许圣经来掌控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尽管一个人的系统与很多别的信徒相同可以让人打消不少疑虑，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必须精确地符合某个传统的系统，例如圣约神学或时代论，加尔文主义或阿米念主义，路德宗或重洗派。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地在发挥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统。但不管系统是继承自传统还是自己构建的，都应该严格按照圣经独立的权柄来释经。 另一个基督徒 一种更站不住脚的教条主义方法是不加批判地依据另一个人的教导来释经，例如教宗、某位受人尊重的教师或牧师。让别人来建立教义或者释经，自己却不对理解、信任和顺服圣经的教导负责，这种情况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动机。对于解释圣经的领袖的爱和尊敬可能导致一个人不加批判地放弃个人责任。当那位受到信任的领袖比其跟随者知道得更多，特别当那位领袖鼓励或期待这种关系，将其作为一种“门徒训练”或“效忠” 的要求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这样做可以安全地被领袖或者跟随者群体所接纳。 当然，一个人也可能出于懒惰而放弃责任——不想付出个人的努力去理解和应用圣经。谦卑地向饱学之士学习，或者允许饱学之士为自己建立教义，二者之间不容易划出清晰的界限；但是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尽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生命放在圣经直接的权柄之下。 问题或许不在于相信什么，而在于怎样相信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另一个人的缘故而按照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不管那个人是多么受尊重——在这个基督徒生命中，圣经已不再具有自己的权柄。所有基督徒领袖的权柄都是由更高权柄授予的；唯有基督通过他话语实施的权柄是绝对的。 个人经验 第三种解释圣经的教条主义错误形式是允许个人经验来建立教义。正面地看待，基督徒与神相遇的经验使他/她想要更多认识神。一个人越是信靠顺服神，神就越发显出祂的信实来。但是，基督徒的个人经验也可能成为正确解释圣经的障碍。圣经才是终极的权威，主观地评价个人与神相遇之经验，并不具有这样的权威性。例如，个人信主的经历常常伴随对罪、耶稣基督的位格、圣灵的事工、教会的目的等等的认识。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基督徒拒绝在圣经见证的光照下修改他/她的观点，却这样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历过，”或者“神曾在我的生命中动工，所以我知道这必定是真的”，那么个人经验就成为了权威。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解释我们的经验， 而不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圣经。 在开发对某段经文的个人解释，或者建立个人的教义系统时，我们需要极大的谦卑。离开教会共同的智慧，至少是极其危险的。尽管个人自治是一种现代的观念，但是没有人可以自信地宣布圣灵对自己的带领与圣灵带领教会的方式一样。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如何处理圣经负责：“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 我们已经考察了四种让圣经学者走上歧途的释经方法：近代主义的超自然主义方法， 以及其寓言和神秘主义的释经；现代主义，以及其理性主义的释经；后现代主义，以及其行不通的自然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组合；还有将每一段圣经都放在预设的框架下解释的教条主义方法。注意，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基于有关圣经的某种真实前设：圣经的超自然性；自然性；应用圣经的必要性；或者圣经的一致性——所有的教导应该构成统一的整体。问题在于每一种方法都只强调了一种有关圣经的前设条件，而忽略了其他同样正确的前设条件。解决的方案就在于，如何将圣经本身确立的所有前设条件全部应用在解释上。 这些圣经的前设条件蕴含着一些原则，我们接下来就会澄清。然后，我们要讨论从这些原则所导出的释经指南。 此处插入硬广两枚： 如需释经和释经讲道学的培训，欢迎联系笔者。除了翻译之外，这大概是神目前在教导上给我的唯一呼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