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弄清楚心理学和基督教的关系——基督教面临心理学的智识危机,回应与5种不同的进路
本文编译自《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https://www.amazon.com/Psychology-Christianity-Views-Spectrum-Multiview/dp/0830828486) 。 这篇综述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Eric Johnson 博士去年已经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从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离职。Eric Johnson博士是“基督教心理学”方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参见今日基督教在线文章。 基督教心理学站在“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离二者都比较近。但是这样一个温和派的杰出教授被人公开攻击,从神学院赶走,按照上述文章的评述,将使得“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的裂痕大大加深。 教会面对心理学所出现的智识危机 过去三十年,著名的当代伦理哲学家Alasdair MacIntyre (1984, 1989, 1990) 广泛地探索了现在西方伦理哲学所出现的冲突。在他的讨论过程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智识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s)发生碰撞时,可能出现的情况。MacIntyre 说,“传统,当它活力尚存之时,会不断卷入冲突之中”(1984,p. 222)。它们会不断卷入“社区”成员之间的异见——那些有自己的思考、支持传统的不同代际成员之彼此不同意。他对有生命力的传统之定义是,“基于历史延伸的社会性争议——对究竟哪些内容是构建传统的部件之争议”(1984,p. 222)。争议的“内容”包括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 区分一种传统和另一种传统的信念包括世界观、人类的本性及其理解方式(例如,关于人类起源、形而上学的构成、人性之最优或成熟状态、人性如何发展、精神病理学及其手段,以及知识的合法来源等信念)。传统的标准指的是用来评价信念、实践、成熟和智慧的合理性指标。最后,一个传统所独有的实践(为着我们的目的)是如何获取关于人的、有效的可用信息之手段(比如,圣经的、神学的、灵性的、哲学的、经验的、科学的、试验的、道德的手段);以及如何促进人类合宜的发展、提供精神病理学的治疗手段。 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传统:比如工匠的传统、艺术的传统、知识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而它们各自又可能由若干子传统(subtradition)所构成。有生命力的传统之特征乃是冲突,因为它的成员们会不断就其内容提出各种疑问。死亡的传统或者缺乏活跃的支持者,或者仅仅简单重复过去的教条,没有任何疑问出现。在他的分析中,MacIntyre 偷偷地暗示说,有生命的智识传统拥有乐于探索质问的头脑,借着争议将其引向更好的、更完备的理解。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某个传统的历史上,最有激励性的事件之一就是与其他传统的相遇——与那些有能力揭露这一传统先前弱点的传统相遇。有见识的传统支持者会利用这种批判性对话的好处,攫取“新的”竞争性传统的长处,丰富自己的传统。同时——这就是挑战和争论将要出现之处——这种探险(实践本身需要批判性评价),有着消减传统本身独特之处的危险。从外来传统借用太多,可能导致自身传统的崩溃,有时甚至导致传统的消失。最终,这种相遇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可以为传统自身带来益处:让传统更新复兴,以现代的方式重建和恢复其自身的资源。 传统之间的相遇非常复杂,因为不同传统的成员所受的训练不同。有人可能仅仅受过自身传统的训练,而其他人则可能主要受到竞争传统的训练。MacIntyre认为,能够对相互竞争的传统之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那些同时受过两种传统训练的人。这样的人“乃是跨界的居民,通常会同时受到争议各方的怀疑和误解”(1990,p. 114),因为那些仅仅受过一种传统的良好训练之人,只能用自己传统的语汇——他们业已理解和知晓的权威信念、标准和实践——来解读另一种传统,这就使得受过不同传统训练之人难以沟通(甚至相互信任)。事实上,那些只用“一种语言”的人,缺少足够的背景知识来真正理解争议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陷阱。 MacIntyre的分析也指出了构成一种传统之危机的因素。当传统A与具有坚实可靠的信念、标准和实践的竞争性传统B相遇的时候,属于传统A的人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MacIntyre(1989, 1990)说,传统A解决危机的方式是构建一个相遇的叙事(narrative),包括如下的元素:传统A的基本理性根据和合法性;承认因与竞争对手相遇而暴露的弱点,以及它如何恰当地阐明这些问题,并加以修正;暴露传统B中(更为)明显的、尚未解决的弱点,最终显示修正后的传统A要明显优于其竞争对手。 MacIntyre反复强调,一个传统与另一个传统之间作出成熟的有益互动之最大障碍,在于每一种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都是其支持者用来评价另一种传统的手段,所以他们用来在理性上决定传统优劣的手段,本身就是争议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有时会彼此贬低和忽视,常常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进行对话——或者是因为社会变革的必须,或者是需要维护道德和知识上的完整性。 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的焦点在于两种解释人类本性、促进人类福利的传统之争上——两者都是源于历史、想要理解人性和进行医治的传统社区——基督教传统与(晚近的)现代心理学传统。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拥有自己牢固的心理学和心灵关照(soul-care)传统,始于圣经,延续了两千年,有许多延续许多代的学派,构成许多心理学和心灵关照的子传统(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近的心理学也构成一种传统,尽管其年岁要年轻许多。然而,它虽然历史较短,却因其数量庞大的文献、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样由各种子传统构成——著名的有精神分析、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等)而显得更为强大。 另外,本书也关注智识(以及心灵关照)的危机——自从现代心理学地位日渐显著以后,基督教社区就陷入了危机,实际上,一个极为严重的危机。请想一想。在我们更广大的文化图景上,这两个社区哪一个(在大学、学术媒体、精神健康以及治疗机构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哪一个对另一个有着更大的影响?直白的说,事态几乎一边倒:基督教社区对现代心理学图景仅有非常少的可见的、建设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还是在按照晚近的现代主义的游戏规则下获得的,并且无法明确地提到基督教几个字。相反,现代心理学社区对基督教社区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体现在后者所建的咨询中心、专科学校和大学中,进入某些书籍中,甚至进入了教会里。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危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现代心理学利用大量优秀的实验来理解人类,发展出许多极为复杂的心理学理论,使用各种新颖的实验方法来探索从前一无所知的人性之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基督教传统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领域。更进一步,这种“新传统”发展出了令人炫目的各种系统和技术,能够增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在科学复杂性上远远将基督教传统抛在脑后。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导向的文化中,现代心理学比其前身、也比任何替代性的世界观都要科学。另外,现代心理学在主流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者)中间获得压倒性支持:它提供的人类认知模型优于所有之前的系统——更精确,更完备,更小的失真。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教会的危机。 基督教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上,究竟是一种活着的传统还是已经死去?我们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证据收录在本书里,它仍旧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传统!然而,似乎基督徒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承认,他们遭遇了一场智识上的危机。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基督徒们回应这一危机的各种早期尝试。 基督徒对“新心理学”的回应 不少基督徒对于建立现代心理学作出了贡献。几十年前,有些颅相学家(phrenologist)是基督徒(Vande Kemp, 1998)。6Franz Brentano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虽然饱受争议(他曾经是天主教士)。他的“意向心理学(Actpsychology)”对当今欧洲心理学有显著影响(Watson & Evans, 1991),而他本人则受到他的天主教(以及亚里斯多德哲学)训练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敬虔的学者型校长,James McCosh,出版过讨论认知和情感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饱受哲学的影响,但却严肃地考察了生理学对心灵的作用(见Maier, 2005)。[7] 然而,美国新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中,凡持有新教信仰之人都比McCosh更偏向于自由派。早在年轻时代就读神学院时,G. Stanley Hall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心理学早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创始了第一份专门讨论心理学的英文期刊,创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成为第一任主席(Watson & Evans, 1991)。由神学家转变为心理学家的G. T. Ladd (1887)的著作,曾在20年中被视为英文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最重要的作品,而他也成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第二任主席(甚至比William James还早!)。在他们职业后期,Ladd (1915, 1918)和Hall (1917) 都在现代心理学和自由派神学的基础上,讨论了宗教问题。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其他自由派新教徒(最著名的有Boisen [1936])开始探索现代深度的各种心理学对于教会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开始挑战遍布现代心理学、作为其起源的自然主义,甚至形成了一场可观的运动(例如,Clinebell, 1966; Hiltner, 1943; Oates, 1962),并对临床教牧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CPE )有所贡献。从二十世纪中直到现在,后者为主流教会(mainline)训练了数以千计从事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的牧师和随军牧师。然而,大体上看,自由派新教徒很大程度上拥抱了他们想要施加影响的现代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现代心理学家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圣经。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结果是信仰与现代价值观结合,从而受到改变(更多的个人主义,更模糊的个人道德观,理性/科学比圣经启示更有权威;见Holifield, 1983; Johnson, 2007, ch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