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基本上没有翻译什么文字。开始的几天为“天涯”写文章，总结海归和返乡的共同经验。然后就忙着校对《广西宣教史》，直到心如死灰。每天项目催逼的时候，就是烦乱不想做事的时候。于是在新浪围棋上将一个新的账号打到7段。（好吧，尽管6、7年不下棋，翻译和语言学习也有助于大局观的培养，年龄增长，棋力似乎衰退比较缓慢）。每周到了周四，就要预备讲道稿。上周是两场讲道，分别是“饶恕”和“健康”，前一周则是“婴儿与君王”。 这周前两天为了下周的和合本出版100周年写论文7千字，然后校对“出埃及记”。周四一早计算机就坏了，晚上去重大上课的路上，我的一位译者朋友说她有点崩溃了，正逢我也在崩溃之中，就说那么停下来休息吧。后来想想，也许说暂时停下来休息几天比较完整妥当。 到了周五，要交“使徒行传注释”的译稿。没奈何，赶了一天译稿，有效时间不超过4小时，其余时间两次带着孩子们出门玩耍放风，一次陪着孩子们看“阿凡达”，再将两个妹妹送上床休息，给David找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回过头来校对自己的译文。 视力已经彻底无法恢复，10米之外就看不清了。准备持续不断地带老花眼镜了。想做的事情很多，但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趁着未退休以先，能做点什么就赶紧做一点。 从下周日（11.24）开始，开设新一期的“释经和讲道工作坊”。这次采用在线方式，为了不方便现场讨论的一些朋友。 我学习贺老师的做法，先微笑着、带着一点歉意地声明，这是初级训练，真的没什么意思，学过释经学和讲道学的人不必参加。 提摩太凯勒说，优秀（excellent）的讲道可遇不可求，传道人的职责是保证每个讲道都是好的（good enough）。这不是一个简单目标，因为如果一位传道人一年讲40次，一生的年岁按照短的算，比照摩西服侍40年，那么大概是1,600篇道，每篇6千字的大纲，将近千万字。这绝不是单单靠天吃饭，等圣灵赐下一点灵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需要非常努力的研究，学习，掌握方法和工具。 另一方面，一个传道人大概没有余裕用40个小时来预备一篇讲道稿（我知道某些一年讲一次的长老们是可以花的起这个时间的，但不同的传道人需要更高效的方法来释经，得到需要的制成品）。20个小时呢？大概也没有。我知道有位老前辈说，一个传道人预备讲道的时间不会多于10小时。其他都是祷告、探访、被伤害、抑郁、辅导、结婚、和事佬等等事情占据了。对了，坐地铁的时间也不少。 我从事神学翻译的本来动机，就是因为在处境化释经学方法的时候，觉得我要采用的方法需要合适的工具集，而目前汉语神学文本中缺乏合适的工具（比如释经书籍，注释书籍，背景资料），或者尽管工具齐备，但传道人没有为自己预备和收集合适的工具，组成工具集。于是我想一边设计符合汉语习惯的释经框架，一边定义需要的工具和参考书，若是没有汉译或汉著，就想办法翻译。按照愚公移山的方法，终究可能训练出两三个智叟出来。 我采用的模型是这样的： 释经框架包括释经原则，释经步骤和释经工具集。 每个人的释经框架应当是不同的，但原则应当基本一致。工具按照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习惯，需要自己收集和积累，并在实践中熟悉使用方法。我用Logos软件，theWord圣经，Calibre图书馆，希腊文的机械分层，都是我自己习惯的手法，也能得到我自己满意的结果。按照这样的构架，我们可以填充自己订做的释经方法，同时又有一套术语可以彼此讨论，彼此比较和学习。 从我阅读西方舶来的释经学教材（包括最新的“释经学40问”）看来，理论重于实作，原则重于步骤，缺乏框架和制成品的明确定义，在汉语神学资料匮乏的现在，有些工具书无法获得，文法分析的应用无法平移到汉语文法中。这些问题是我想在工作坊里探讨的，但我并没有答案（有了也不说）。 释经学教材采用Robertson McQuilkin的“理解和应用圣经”，以及恩师Dr. Bill Larkin的释经步骤和作业簿。 讲道学教材采用恩师Don Hamilton的“讲道学手册”（还没有翻译）。 但是，主要还是看天吃饭，圣灵带领，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工作坊的意思就是回答各种问题，并不设定方向。 名额有限，谢绝神学高手来踢场子。报名者请通过google.com，protonmail.com等安全邮箱或signal等安全的聊天工具。不接受微信和QQ报名，不接受国内邮箱报名。 今日份的祝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字数： 6,259 英文字数： 3,553 翻译句子数： 153句 消耗时间： 222分钟 平均速度 3553/222 * 60 = 960英文单词/小时 平均速度（汉字） 6259 /222 *60 = 1，691字/小时 平均句长 3553 / 153 = 23.2

However, he did not merely restate it. 然而，他不仅只是单单重申了这一点。 校对“出埃及记”查经中关于“申命记”是律法的重申时，看到这样一句话，呀然失笑。 简单说一下。汉语没有动词变形的时态，往往依靠副词、助词或者时间副词来表达时态的含义。另一方面，汉语的时态副词和助词是可以叠加的，不像西文中一个词只能有一种变化。 例如，表示现在进行时的“在”，“着”，“正”等字，就可以叠加，但是表达的语气强度不同。表示完成的“了”也可以在句中和句尾叠加。 我在看书。 我正在看书。 我正在看着书。 别烦我，我目前而今正在看着书呢！ 我看完这本书了。 我看完了这本书了。 我已经看完了这本书。 所以，在前面的翻译实例中，译者无需采用最强的三重叠加手法： 然而，他不仅只是单单重申了这一点。 也许，简单地译为“然而，他并非简单的重申律法。” 幸好，这个项目是按照原文计费，所以我可以毫无内疚地将句子缩短，而不用担心译者会跳起来说自己的收入减少了1/8。

下周有一个纪念和合本翻译100周年的学术会议。4月份爬香山的时候答应要参加，条件是提交一篇论文。时过境迁，转眼到了年末，文债堆积如山，生活捉襟见肘，一想到明年1月要开学的新学期，就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John提醒我，自己背的锅，再黑也要含泪背完；自己扛的十字架，再重也要大喊一声你的担子是轻省的！ 离开高校之后，在学术研究上诸多不便。论文和图书馆资源是很难访问了，查询知网的文章也颇为艰难，完全依靠朋友们帮助，将我感兴趣的文章发来一读。而研究生和实验室则更是无法措置，许多项目都只能是个腹案。 5月我询问重大的师弟们，是否可以找一个博士生给我，安排做一点圣经文本的大数据分析。我实在羡慕D.A.Carson或者S. Porter可以安排博士生做希腊文语法的文本分析项目，但最近一看自己的桌面，python的ide都没有，我是大概没有什么时间再自己编程的了。 我的朋友们回答说，现在的研究生都是忙着做可以发文章毕业的事情，等着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作为导师，也不好随意支配研究生的时间，他们自己也不会感兴趣的。这样的回答自是应有之义，不剥削学生，不逼着学生叫“爸爸”，不让学生跳楼的导师都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了。 于是本来已经有了论文的腹案，只好暂停了下来，看来要变换研究思路才行了。 10月份John开始催促，又重新拾起项目的思路，开始收集素材，但时间拖延，直到本周才有机会动笔。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文法分析的思路，建立了计算机语言的标准分析模型之后，语言学的进展非常之大。特别从1970年代末开始，因着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方面的进展需要，对汉语语法和文法的理解，也有了许多进展。 回过头来看100年前的和合本翻译，当然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用今人的标准去苛刻古人也不是什么得意的做法，但是对和合本翻译文本进行仔细分析，了解其翻译的进路和经验，仍然有很大的价值。 我做语言学研究乃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我希望有一个实用的释经框架和合适的工具，可以用汉语比较好地分析圣经文本。这个框架和附属的工具不应当太过艰难，而是有高中以上语文训练的传道人都能做到的，不需要依托原文和英文工具书（这涉及到神学翻译的问题，以及最近的小麦书房事件）。如此一来，就有必要评估和审视和合本的翻译文本，用现代的语法理解来批评其翻译，一来帮助更好的释经，二来留下一些经验，为着日后的译经者作为参考。 尽管计划如此，但我离开学术界和高校之后的诸多不便，立刻就显露出来。（大概主要还是缺乏图书馆、经费、时间、实验室和研究生团队的问题）。周一开始动笔，一整天的时间不过是在和缓慢的网络斗争，与谷歌学术、知网等学术网站打交道，下载和预备了大概50篇参考文献，一边浏览，一边整理素材。 周二已经是截止日期，一大早就起来煮咖啡，终于在深夜12点之前大体上完成了论文的初稿。仅讨论最后一个例子，提摩太后书2:11-13: <strong>2Timothy 2:11-13 </strong>πιστὸς ὁ λόγος· εἰ γὰρ συναπεθάνομεν, καὶ συζήσομεν· εἰ ὑπομένομεν, καὶ συμβασιλεύσομεν· εἰ ἀρνησόμεθα, κἀκεῖνος ἀρνήσεται ἡμᾶς· εἰ ἀπιστοῦμεν, ἐκεῖνος πιστὸς μένει, ἀρνήσασθαι γὰρ ἑαυτὸν οὐ δύναται. 和合本翻译：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分析：**按照Porter的讨论，这是混合了第一类和第五类条件句的一个例子。[1]这几节经文中的四个条件语句（均由εἰ引起），但动词的时态各不相同，前件中的动词从最普通的aorist（συναπεθάνομεν）过渡到较强的present（ὑπομένομεν），再到情感色彩极强的future（ἀρνησόμεθα），最后回到present（ἀπιστοῦμεν）上，但和合本的翻译没有能清楚地表达出这种精巧而刻意的改变。而前三个后件的动词是future，最后一个后件的动词是present，和合本的翻译也没有表达出来。 参考翻译： 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将与他同活；我们若一直忍耐着，也必将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要不认他，他也必将不认我们；我们若有着不忠心之事，他却仍然保持着信实，因为他永远不能不认自己。 在参考翻译中，条件语句前件采用了“一直” + “着”表示现在进行体，“若要”表示将来体，“若有着”表示现在进行时；后件用“必将”表示将来体的动词，“仍然”+“着”表示现在进行体，“永远”表示从现在一直持续的持续体。 希望通过这样的规范方式，在不损害文字的流畅和易读性之下，能让汉语读者有框架可以分析不同类型的条件语句以及动词的时体和时态。 [1] Porter.Verbal aspect. page 313. Porter认为，采用aorist的与基督同死，乃是基督徒的基本状态，而present的忍耐，则是当前基督徒所面临的状态；第三句的future，Porter认为应当理解为将来时做subjunctive，乃是一种预期的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被基督所拒绝）。最后一句虽然也是否定形式，但保罗有意选择了present的ἀπιστοῦμεν，结合后面的πιστὸς，此处不应理解为“不信”（not believe），而应当理解为“不忠心”（be unfaithful）。最后一句没有采用καὶ来连接，因此并没有如前面三句一样说明不忠心的后果，而是转而断定基督的信实，并用神的属性，“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加以了说明。 好了，我这就去赶工周末的讲道稿、出埃及记查经材料的校对和使徒行传翻译了。（请判断“这就去”+“句尾的标记符‘了’表示什么时体和时态）。

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个结局：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 2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3 他的象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4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 5 天使对妇女说：*Go home.There is no case that can be made biblically for a woman preacher – period, paragraph, end of the Gospel story.*6 And another Angel added: Do you want to put yourselves in the narrative?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you did… 下面是一位南浸神学院的姊妹给我的留言： 今天坐在学校Chapel台下听史瑞纳教授讲道，因为这件事的心理阴影面积较大，我基本在思想开小差没听他具体讲什么。不过因为他今天讲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想起自己今年复活节那周在看守所的讲这段经文（这是我作为女人在美南浸信会唯一能操练的讲道机会。当然，除了监狱牧师以外我的听众都是女性在押人员。尽管女生不能学讲道学，但女性对女性讲是可以的。我也因此格外珍惜这个服侍机会）。于是，我坐在台下再想基督的受难，又重新再想这件事。两千年前的嘲笑者是谁？罪人。受嘲笑受羞辱受死的是谁？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祈求天父赦免那些人。至少Beth Moore回应麦伯伯时，仍称他是自己主里的手足。事件中，两人谁更像神儿子的样式，应该够明显了吧？现在，美国这边要麦伯伯道歉的呼声很高。我倒不求他会不会道歉。但我求圣灵光照他悔改，也只有圣灵才有这能力。没有悔改的道歉并没有什么价值。 CIU的讲道学课是允许女生上的。有一年，一位男生看到讲道学有女生，于是向教授提出抗议，后来退学了。这事在CIU的同学们中间也有需要讨论。 从宣教的角度看，如果男人们只愿意成为供应者，不愿意成为依靠募款生活的“乞丐”，那么宣教工场上的单身女性仍然会有很多。我不知道不训练、不允许女人讲道，我们自缚一半的手脚，究竟要如何完成大使命。 姑且随意评论一下。

最近睡眠不足，每晚都要起来几次，为两个年幼的女儿盖被子，坐在Angela床头陪她睡觉。早晨起来，往往日上东山，月隐西楼之后。似乎这才是要开始正常生活的节奏。 进入11月，暂且将其他所有事情都放下，每天都在校对《广西宣教史》。在此过程中，也读到其他一些文献，比如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陈峥等人写的“天主教会放贷与清末广西教案”，号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批准号０９ＣＺＳ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随手引用此文中一段，简单评论一下这篇阶段性成果，希望最终结题的时候不要仍旧这样缺乏史实，以意识形态为先导的结论。 除了教堂的放贷外，一些地区的教徒还在教会支持下，成立借贷互助组织，教内群众可以借 贷，同时亦对教外民众放贷。如在象州龙女村，天主教大约于１９世纪末传入该地，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调查，“他们有信天主教的，据说在三四十年前，已有天主教传入，现时他们的村里，有几处还有教堂，虽说十分卑陋，然外力之传播可见一般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传教士苏安宁（Ｍａｔｈｉｅｕ Ｂｅｒｔｈｏｌｅｔ）在该地“成立了婚嫁协会，提供资金给准备准备建立新家庭的青年，并通过盈利使资本适度增长，在短短几年内，解决许多年轻人因婚姻缺乏资金的困难”。据国内有关资料记载，该婚嫁协会亦名“结婚会”，是教堂拨出专款设立的，经济困难的教徒及其子女在办婚事上有困难时，可以向“结婚会”借贷，不收利息，三年还清。 教会对教徒的放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教徒的经济困难。在广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巴 赞写到：“马赖先生死后，……在继此之后的战争和饥饿年代，异教徒们被成百地饿死，而基督 徒们却从未缺乏过生活必需品，他们甚至还成功地设法勾销了几笔债务”。但因大部分属于高利贷，这就加重了教徒经济负担，加深了他们对教堂的依附，导致他们在经济和人身上受到教堂控制。 只有按照预定的世界观，才能将这样的史料解读为最后的结论吧。这种世界观在另一本由牟安世写作的、叫做“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的书中有明确说明： 本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一，本书遵循马克思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论述，提出义和团反瓜分爱国主义运动实质上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基督教殖民制度”的群众运动；它之所以采取“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当时看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其二，列宁在1916 年发表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指出，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时代乃是“为分割世界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的“金融资本的时代”；列强“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列宁有关论述，说明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就是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而从反洋教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瓜分中国”、“盗窃中国”的“欧洲各国政府”。 正是这样一种史观上的偏见和偏颇的研究方法，可能造成了我们对当代发生之事的各种误判，不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历史，吸取经验，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这大概是我花费许多时间在“广西宣教史”上的原因。一方面我希望看到在当代参与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所书写的宣教历史和文献，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知识阶层的基督徒，也有责任回应和对话牟安世和陈峥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背后更广泛的思潮。 但是在翻译和阅读的过程中，我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大概《广西宣教史》暂时无法在大陆出版。究竟如何处置，已经不是我一介译者可以掌控，我能做的不过是认真校对，将每个宣教士的中文名字尽可能查找出来，并将文字保留在这里而已。以后的出版，大概需要和原作者商量才能决定了。 这本书是跨文第一次用微信众筹的方式来筹集翻译资金。感谢许多认识或陌生的朋友为此项目筹集资金，能够让我顺利地支付译者的费用。这也是我想要尝试的创新翻译项目方式之一。目前看来，如果不是因为我寻找出版社的版权谈判进展不顺，自己心里没底，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支撑神学翻译项目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作者和原出版社拿到版权的问题，似乎是一个难题。 在此，我希望曾经支持本书的各位好友，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告诉我你的邮箱，我要发送本书的pdf试读版给你们，请你们试读和提出意见。在本书出版之后（如果未来有这样的可能），我会寄送纸质版给大家。 非常感谢。 接下来要忙着《坚固的服侍》一书的校对和编排。时间是一个大的问题。已经有许多人在询问出版的时间了，我设定的目标是感恩节之前。仍然谢谢大家的耐心和容忍。国庆过去之后，网络版还没有删除，所以若想要阅读的人，还是能在网上看到。 另外，最近应当会重发《山友》的微信公众号版，也欢迎阅读。 简单感谢和说明如上。

8月底“在乡村认识中国”所结交的一众好友，都有各自的专业和视域，因此带来了非常多的思想综合和整理过程，至今仍在发动之中。 而贺照田兄9月到重庆大学高研院来讲授一门“中国青年的集体无意识”，又是绝好的机会，可以向他学习。所以我就带着陶陶一起去听课，也逼着自己阅读照田兄那些文学、思想和历史批评的论文。 几年前翻译“斐奇诺书信集”过程中带给我个人的恶劣印象，让我对学界的一群“文化基督徒”深为失望（就像我出了一套考卷，可以对高等教育失望一样，通过翻译一本书，也可以对整个学术界、出版界失望）。 老实说，读到照田兄，我才渐渐对中国知识界重新树立了一点信心。下面我所引用的这段话出自他的“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一书里“以保守为建设，以被动为主动”一文。我先引用，再来讨论： ……西方的史学运动虽也成了台湾史学界令人触目的热点所在，但由于台湾史学界在引入一史学运动时无法移植和此一史学运动有着复杂关联关系的其原处身时的知识境况和历史现实境况，这就使得台湾和那些运动后发地区的史家一样，在承继原运动的观念逻辑时，如果不能同时对承继不到该运动所处身的知识境况、历史现实境况这一问题有足够清醒的自觉，便急着在自己地区推动此一运动，将一定会产生出在其原发地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必然出现原发地不会出现的问题，是因为西方这些运动系从原知识、历史现实母体中发展而来，所以它对前面状况的否定其实是一种辩证否定。也即使一史学运动得以发生的真实原因，通常并非如其流行的自我辩称其合法性时指称的那些原因。那些被指称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毋宁是因其具方便说服特性而被选中的理由。在此意义上，一史学运动表面的否定性运动形式下面显然并不是真正断裂，而是复杂的辩证性肯定。此点加上西方新运动占据显要地位时往往以它所批评的先前工作方式较充分的开展为前提，凡此在在都使得后发地区若欲多利少害引入此运动，决不能单纯地直接从该史学运动具明显否定特性的自我辩称逻辑出发。 然而很多后发地区移植外来史学运动的推动者们，在被原发地区史学运动的价值承诺、认知承诺吸引后，由于没有接着考虑——若何开展和推动此一运动才能和他们所处身的当下知识境况、历史现实境况间构造一种更真切、有效、顺畅的建设关系，便急着推动此项运动的扎根和开展，且每每采取直接从原发地移用过来的、易于引起注意的否定性运动形式。这就使得他们的推动，不仅不能贴近所处身时地的实际状况，因此不能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有真切、贴近的分析，而且会因自己多多少少无的放矢的否定性表现，激起对此运动强烈的反弹来。这种情况一旦严重，我们不仅看不到在运动原发地常见的——新旧对立表象下新旧知识运动间的有机互动、辩证发展，反而在这些运动后发地区平添出不少毫无建设性意义的新旧间的隔膜、疏离乃至对立感来。 我的建议是，将这段话里的“史学”替换为“神学”，或者甚至替换为具体的“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等等，来审视我们自己在神学上的处境化方案。 我的同学XieChen（这人是个传说——柏拉图将所有观点都推给苏格拉底，我的所有观点都是XieChen提出来的，大家不高兴打他就可以了）有一次评论宗教改革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推动宗教改革时，采用了非常激进的吵架、战争、分裂等方式，因为若非如此，宗教改革就可能被强大的天主教势力所扼杀。但是这种“战斗”DNA是否应当由当代的中国改革宗所继承，以对抗和激烈批评的形式，甚至将阿民念（有时间我会介绍Xiechen同学对Anabaptist的看法）定为异端的口号来推动，实在是一件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史学上如此，在神学上何尝不是如此？我看到如今许多的实践神学思潮——比如被“错误代表”的圣经辅导（为了不树敌太多，我就一客不烦二主了）——都是以否定性运动形式为出发点，而并不考虑这种运动原发地采用此否定的根据乃是在文化中有一种成熟的旧式构造。 这就是为何在圣辅工作坊上，我要专门澄清何为“整合辅导”，何为“基督教心理学”的缘故。当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基督教辅导的分野，教会和社会也缺少辅导资源，个人也很少寻求辅导帮助，牧师和师母们对自己的压力和抑郁羞于启齿的时候，茫然地批评一种尚不存在的思潮，作为自己合理性的辩护，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种分离主义的做法，在当代中国的神学处境下缺少建设性。 关于“圣辅”拒绝使用“心理学”术语的问题（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哲学的问题），有时间再来讨论。

这件事发生在两周前，所以我更吃惊的是这么多基督教新媒体，各种著名的公众号，尽然没有一家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象。 Jeff（一个中型教会的主任牧师，神学院的教授，神学博士）提到这事，并且反应激烈： I’m glad major evangelical leaders are pushing back of MacArthur, who has been divisive for a long time. But, I should ask, where was this outrage when JMac and Sproul sat on stage joking about God’s “hatred” and judgment of the unsaved while the crowds laughed and applauded? This was grieving to my spirit when I watched it. This pastor is in need of a solid rebuke from all of us by not buying or using his commentaries, study Bibles or books anymore....

我潜水的一个青年交友群里，偶然出现了关于基督徒能不能和非基督徒恋爱结婚的“讨论”。这个讨论从昨晚开始，到11:45按照群规各自休息，到第二天早晨继续了2、3个小时，以两个阵营互不认可而告一段落。 按照我的观察，没有任何人在其中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改变立场，而是各自找到一群共识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无论神学和实践的对错，这样的“讨论”似乎没有达到改变人的目的，倒是有点相互威胁“如果你定要和非基督徒结婚，出了不好的后果自己承担就好……”的味道。对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唯一的共识是，从经文上看，“保罗支持独身”。 2015年有一篇文章叫做“Tweeting From Left to Right: Is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ore Than an Echo Chamber?”，是纽约大学数据科学中心、心理学系、政治系、基因和系统生物学中心的科学家们联合的研究。这篇文章很有名，现在的引用数量已经超过500了。其主要结论是：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is not inevitably bounded by ideological contour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nonpolitical issues and events. When it comes to explicitly political issues, individuals are clearly more likely to pass on information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ideologically similar sources than to pass on information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dissimilar sources....

Jimmy要求回应昨天的培训，所以略作反思回应。 先说一下“工作坊”的定义：a meeting at which a group of people engage in intensive discussion and activity on a particular subject or project. 现在许多“workshop”，还是更（无限）接近于“Lecture”，可能是因为“工作坊”听起来比较时尚吧，我接下来的培训也会取名叫“工作坊”。 再说一下我学到的“圣经辅导”的定义。正面的定义：“圣经辅导”就是以圣经为根据和资源，一对一的私下的有针对性的门徒训练。听课的时候我专门询问了一下，等待老师的澄清。反面的定义：圣经辅导不是心理学，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无关，甚至不使用心理学的术语，而是用圣经来解决辅导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Mike牧师说，你们去考察基督教辅导的其他几种进路，真的和圣经辅导不同，这一点我完全赞成。 最大的收获： 我从前有一种遗憾，也由Mike加以澄清了。他说，圣经辅导常常被错误的人所代表。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原来我对圣经辅导的不太好的印象，大概是因为一些以“护教学”为专业的人错误地代表了圣经辅导。他们的目的不是推广圣经辅导的方法，而是攻击心理学为异端，是通灵术，是撒旦破坏教会的工具之一。这也很好理解，护教学有三个支派，一个攻击异教徒的哲学，一个攻击教会内的异端，一个攻击同伴。 我不是辅导专业，所以在辅导上本来没有立场。我在CIU学习了MDiv必修的“Christian Counseling”，纯粹的入门课程，而且我学得不好，严重拉低了我的GPA。后来学习了一门婚姻咨询，也学得不好，再次把GPA拉低了一点。后来我就实习了一下咨询的技巧，发现我略有辅导的恩赐。于是转而学习了一门宣教士的婚姻家庭辅导课程，老师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宣教机构之一的宣教士关顾部门主任，自己也是MK出生，一位极有经验的老师。 这样看来，CIU教授的辅导，大概是整合和分层的混合，但是最强的训练大概是属灵建造。 我翻译过一段Eric Johnson主编的“基督教与心理学：五种观点”，主要是简单介绍了五种主流的基督教辅导进路：分层，整合，基督教心理学，圣经辅导和属灵建造。 Eric编辑这本书，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让教会里的平信徒们知道，在辅导方面，有这样五种主要的进路，而其中每种进路的实践者，又有着细微的差别，以及随着时间推进的方法论演化，所以互相之间可以借鉴和对话，取长补短，切磋增益。 但很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未达到预计的目的，至少在专家层次上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特别是圣经辅导方向的一些专家们，仍然采用“护教学”的方式在批评其他进路。 2018年我在创新神学院参加北美神学生论坛，听闻几位南浸神学院的同学说，学校解聘了Eric Johnson，而他们都曾经受益于Eric博士的辅导，收获很大，如今深感遗憾。正好梦潇在一个牧者群里和“护教学”立场的圣经辅导支持者有些讨论，对方的立场极为强硬极端，所以我临时介入，翻译了介绍基督教与心理学的五种观点，希望大家冷静下来，不要采取太极端的态度攻击别的进路。另外，我也介绍了一下Eric被南浸解聘的事情，这事CT也有长篇报道，大家自行阅读即可。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圣经辅导了，看来的确有被“错误代表”误导的嫌疑。 我在Mike的工作坊上，也提了一个澄清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圣经辅导”工作坊，而其他几种进路与圣经辅导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要使用心理学，但是并不是说其他进路不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辅导方法，也不是说其他进路的实践者不是爱主、尊重圣经权威的基督徒。如果对这个结论有怀疑的“圣经辅导”支持者或实践者，仍然推荐阅读Eric Johnson 的“基督教与心理学：五种观点”，至少要了解这些进路在说什么，他们如何结合心理学和圣经，再来批判比较好。单纯批判心理学，不过是在攻击稻草人而已。 事实上，Mike牧师进一步回应说，圣经辅导在整个基督教辅导的实践者中间只占少数。大部分人采用整合辅导的进路。另外，他强调说，在辅导上忠于圣经，甚至比辅导的效果还重要。因为辅导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而需要圣灵的工作。 Eric Johnson写了一本书，叫做“God And Soul Care”，讨论基督教心理学的构造问题。我建议批评基督教心理学的人，至少先看一看这本书。他前面几章花了一两百页讨论三一神论，我觉得比许多系统神学专著的讨论还要深一些，再加上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实在是一部内容广泛深刻的巨著（如果读不懂或者读不下去，大概是正常现象。于是，在批判的时候或许可以谦虚一点点）。大概没有人能说他不爱神，不爱灵魂得医治，不爱教会，不爱耶稣，就像此书的一位推荐者所说，无论同不同意他的观点，请与此书展开深入对话吧。 我的看法是，Eric是一位深刻的神学思想家。 结论： 作为一种“门徒训练”方式，圣经辅导应当是在属灵上有效的。 但圣经辅导确实与实证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无关，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业心理咨询和辅导（这是圣经辅导自己划定的界限）。 我觉得如果圣经辅导采用“圣经为基础的劝勉和门训”为名，把“辅导”这个词留给其他进路，大概产生的误解会少一些。 我目前不会完全而排他地支持圣经辅导。不过能看到这种方法的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对方的观点，任何对话都可能是有益的。 去湄潭农村改革试验区考察，从同行的师友们那里新学得一个概念，所谓“增量和存量”。我不是专家，只能简单描述。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产到户的时候，每户都分到若干土地。但随着婚丧嫁娶后代繁衍，过了20年后，有些家庭的地可能撂荒，有些家庭则可能保证口粮的土地都不够。这就涉及到2次分地的问题。湄潭的经验是“生不增死不减”，保证农户的土地耕种权长期不变，希望可以促进农户在田间的投入，保证土地的肥力。 但许多地方地少人多，终究土地还是无法养活所有的人，必须有人出去打工，方能糊口，这就是所谓“生不增死不减”的倒逼“城市化”。 另一方面，现在的所谓“四确五定促三变”，又是一种新的思路（对不起，我国的政策向来都是口号治国，不懂的请自行百度），也就是说，在原有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同时将山地、林地等增量纳入，或者将旅游、自然资源等资源纳入，以增加村庄的集体收入。 作为一个农村经济政策的门外汉，看着各路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 v.s. 发展经济学）在试验区交锋，还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 论到增量和存量的问题，在我自己的事工上近来也有些许的反思。 那两篇《贫困经济学》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有位要好的主内朋友最近提醒我说，不可自己喊穷，有许多比我们更爱主更穷的工人，比我们更感恩更不计较物质，因着心态的富足，事工上也更有力量。 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这世上比我穷、比我敬虔、比我事工做得有力的人多的太多，我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这一层面上，甚至连保罗说的那样，为了争夺冠军而竭力奔跑的雄心都缺乏。 我这位朋友继续提醒我说，那些人虽然不一定学过神学，但读经直接遇到主说话，解经有恩膏的……而对我的一些论述和观点，虽然表示赞成，不过像我这样的做事说话，“老一辈会被气到医院里的，根本不会给你开门，会说没有生命”。 这个劝勉在原则上我也赞成。我从前因故离开Logos教会之后，从前带领我的那位韩国牧师就说过我没有生命，威胁过要让我服侍的机构开除我，并给我读的神学院院长写信说我如何背叛了他。唯一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他没被气进医院，当然，我知道这句话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而已。 于是我就反思这个劝勉。真正的反思，默想，祷告着反复的思想。 我至少仔细思考了三点。 第一，老一辈的问题。 现代社会因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年轻人的信息量和知识面往往比老年人多而且广。1999年我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可以自信地说我的团队在Java和B2C系统上大概领先国内诸多团队半年。我写篇介绍session和购物车的文章，还有北京上海的公司来找我技术咨询，带着两个年轻人去北京一家公司做关系数据库范式设计和优化（对方公司为大型油田做人士管理，几十万的用户数据库采用foxbase，表的设计是一年一张……），北京的那群程序员围着我，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后来我从重庆带去的程序员和美工就这样被留在北京了，后来他们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的北漂生活。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敢说自己对IT技术的把握还有多少。除了网络安全的常识和IT吉祥物的名头之外，就剩下Bug Zhang 的英名了。世界已经属于年轻人。 重庆老资格的燕牧师，49年以前重庆神学院的大拿，是我唯一算是有接触的老一辈。事实上，我并没有亲见燕牧师老人家，但是他的孙女和孙女婿一家与我同一个教会，算是一起开拓植堂的老朋友。他们的孩子诺诺是我抱着施的婴儿洗。除此之外，我的事工似乎很少和老一辈打交道。 第二，开门的问题。 我一向认为，重庆有3400万人口，只比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的人口总和少3.7%，足够我在那里服侍一辈子。所以我也没有很强的意愿要找一个不被我气到医院里去的老人家，为我的事工开门。所谓存量和增量，大体不过如此。我目前做的神学翻译、教牧方面的培训、讲道，以及Emma和我做的在家教育，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处于探索阶段，至少在重庆附近没有什么先例可循。我本着有机会就做，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的态度，似乎还没有遇到那扇门不开，把我挡在门外无法入手的事工。 第三，没有生命的问题。 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如是而已。既然我不需要等待老一辈从医院出来之后给我开门，大概也不太介意老一辈说我没有生命的问题。“增量”的事工是在老一辈的“存量”事工之外，开拓新的方向。这是我的态度，大概马丁路德面对教皇派来的特使时，也是这个态度了。 明天去参加一个“圣经辅导”的工作坊。这事源于我曾经翻译过Eric Johnson博士编辑的那本“Psychology & Christianity: Five Views”的部分前言，与一些感兴趣的年轻人有过微信上的沟通。有位年轻的传道人就专门发来消息，希望我明天去和专做“圣经辅导”的Mike牧师交流一下。其实我没有受过心理学和辅导专业的训练，对此没有什么具体的观点，不过这位年轻人这样说，“我也期待你们有更多对话和切磋。这样，我们这些晚辈也能有更多好的对话榜样和蒙福……” 我听了这话，立刻从命，深怕耽搁了年轻人的前途，阻拦了他们的进路，或者变成他们眼中不交流不开门的老一辈。 这样一来，明天我如果参加工作坊之后进了医院，就可以怪这些比我更年轻的传道人了。等我从医院出来，就把门给他们关掉。但是大概我无法说他们生命不好，只能被他们说成“生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