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工的哲学，似乎无非是“道成肉身”与“降维服事”。
上周上完了“释经学（基础）”，实际上也算是倾尽全力了。我尽量想要这些不懂英语和两希原文，面向少数族群、主流“边缘群体”的传道人，可以听懂我所讲授的释经进路及其神学理由，释经框架、原则和实作工具。
我以为，从2012年暂时离开一线牧会现场，远走CIU开始，这十年的精力都倾注在“汉语处境下的释经框架”上。这是我在Hatten Road无数次深夜祷告的想象，也是翻译“UAB”一书，帮助CIU建立汉语释经课程的初衷，以及这几年工作坊的出发点。
所谓“道成肉身”的事工，无非是Incarnation，或者按照经典表述，“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这一周的讲道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主要强调“必须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遇见什么人，会如何展开对话，但incarnation，就是出现在现场，充充满满地住在中间，或许可以恩典，或许分享真理……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他升上高天，掳掠了“敌人”，赐下各样恩赐给我们——实在不是人类的操作，而是降维以服事（打击）。
基本上，在网络上，我会更愿意采用这种模式。既然无法道成肉身，就无需严肃地批评，而是轻松地玩笑好了。比如，我的订阅号有时会这样：
你没有看错！我的朋友圈就是这样奇葩！我想知道，是大S的儿子还是小S的儿子支持年轻地球论……
或者，大清早出门，看到小区门口的图片，实在太像了吧（不要问Emma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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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有时会想，一个受训的神学硕士或者神学博士，除了学位之外，是否仅仅是打磨了一套研究方法，可以持续地生产新的（甚至琐碎的）知识。要知道，绝大部分知识，是可以通过阅读获得的，并不需要特别的“教导”。更需要训练的，是逻辑和方法，以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远离现场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是违背方法论常识的。这就是我对部分（大部分，绝大部分）远离教牧处境、远离本土处境的神学博士们表示怀疑的地方。
但他们的方法和工具，甚至术语都已经是我所无知的，所以几乎无法展开对话——他们不愿意用我的语汇，而我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情掌握他们的语汇。我有时会觉得他们没有道成肉身，也没有降维来打击我，只是在高高在上地讨论，他们或许在意尼哥底母的夜间来见，但并不在意要经过撒玛利亚，遇见那位井边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