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因为新条例正在所谓征求意见，我和一些传道人交谈这个问题。
简单说说背景。2015年5月的北美神学生会议，是我开始服事教会以来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之前我们一直比较低调，不参会，不到别的教会讲道，不做讲员，不在大会上发言。当然，这么低调，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有兴趣邀请我们去讲道或发言（这样说就显得不那么清高或凡尔赛了）。
到了毕业，正好从哥伦比亚也没有直达北京的航班，所以我定了从波斯顿离境的机票，先去了哥顿康维尔学院。那次会议最有名的讲员是已经百岁的王永信老牧师。
那次会议上见了不少朋友，过得很愉快。白天的议程很紧，但晚上的聊天很轻松。我也听到对于新条例很乐观的预计，觉得这是走向柔性管理和进入公共空间的好事。主要的依据是家庭教会基督徒的人数以及1980年后的增长趋势似乎无法限制，只能放开。
会议结束，大家都走了。我们家因为航班问题多留了一天，错过了通勤，带着一大家子人和10个大箱子，几乎束手无策。会务组的责任和精力都已耗尽，我试着求助当地华人教会也无果——这时候的确有点后悔没有成为“名牧”了。
我在Facebook上发了求助信息，我在CIU的同学Phil Thompson先生（如今是神学博士，某教会的牧师，福音联盟的Web Strategy Manager）联系了我。
Phil和我一起上过讲道学的课程，或者还一起修过几门课。他也是那年毕业，然后去了一家商务租车公司做调度。这事很有趣，第一，神学院的优秀毕业生Phil先生，在刚毕业的时候也没找到牧会或宣教机构的工作；第二，Phil先生去的那家公司，主要为了宣教机构提供logistics——后勤。这就是所谓的Business As Mission的形态。
无论如何，人在南卡的Phil知道我受困在麻州的Boston，就远程安排了一辆商务车和一个驾驶员，给他的基督徒老板报告了一下，第二天送我们去了机场……我对福音联盟有好感，是有原因的。
很快新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就出来了，内容和几个月前听到的乐观看法似乎有些出入。那段时间我和一些传道人讨论，主要的议题是“Proactive”还是“Reactive”的问题。当然，讨论清谈与实在的改变行动还是大有区别，不过即使是意识上，大家也多是静观其变，见机行事而已。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进程上大抵不可改变。
当然，我这样一个局部观察点，的确也不知道那些通观全局的教会领袖们是如何判断形势的，所以只是按照自己的解读，推动我们自己的“轻轨战舰”植堂模式而已。
说到因应最近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动向，一个基本的认识应该是，所有大厂都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同盟，甚至会比国家层面的政策更严格地自我检查和监督。“主内公号”现在的压力下，质量好的公众号很快都会面临关停的压力，苟延残喘的号都会实施更强的自我审查，于是引起质量的大幅度下降。
互联网时代的抵抗，只能采用去中心化策略。以大型平台为依据的新媒体事工，都需要考虑上自己的blog。Twiter和Youtube实际上和wechat、抖音没什么区别，gmail和apple cloud的安全性也和163、百度云不相上下，都不是可信或可靠的平台。
个人博客和播客加上邮件列表和RSS订阅，将是去中心化交流的基础工具。但我不会写遗书，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充满的希望。就像signal被墙的哀鸿一片，我也只是欣然鼓励那些还能使用signal的人说，我们现在更安全了，因为每个能使用signal的人，都一定额外使用了安全vpn——形势所迫的技术更新和成长，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至于不能网上讲道讲经的问题，实在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不是本来就理当如此吗？大家回归地方教会接受牧养，认真学习Scripture，或者参加一些严肃的线下读书会，这么深刻的改变，唯有罗马和巴比伦才有这样的力度呀。
接下来会整理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主动移除优质内容——我没打算一边仰人鼻息，自我过审，一边为数字集权贡献自己的优质内容，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网络暴政权。
另一方面，我似乎很久不发讲道讲经了，或者从来就没有打算发讲道稿和音频，也算是proactive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