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b 12:7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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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从初三的假期开始写小说。他写的故事我看过一点，很好看。至少还合我的口味，也有趣。那是我向他指出的是语言上的贫乏，或者口水话过多。我尝试引导他将主题拔高一点，至少要融合进对于当代问题的思考，我说这样才合乎一个伟大小说的调子，但是他说不想写一部伟大的小说。
希望写一部平庸的小说，这也算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我可以接受这样的想法，所以告诉他，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将这个小说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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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有了写作的动机之后，他就很有自我控制的美德。凡是不上课的时间，他至少要写1000字，计划在高二暑假的时候还是别的什么时候可以完稿。我向他提起金庸先生为了明报的生存，每天必写5000字，而且一定要读者买单才能获得下去。至少他还不到这个程度。
到了高一的某一天，我问小说的进展，陶陶说他放弃了原来的第一稿，将近10万字，准备重写。我有点觉得可惜，后来就笑了，觉得自己果然年龄大了。陶陶还年轻，自然有时间重写一个好一点的书出来。我就想起以前嫉妒甲壳虫乐队随意挥霍自己的音乐天才，在一首歌里面使用大量优美动人的音乐动机，而每一个动机都可能发展成为一首top 10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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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正常，一个孩子是否能操作“三重门”这样的问题最近正在引起激烈的争议。所以多写几遍不是坏事，而且通过写作，陶陶的心智会有成长。在缺失父亲的情况下，这倒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保尔就是这样成才的，高玉宝固然不说实话，但是也算一个。
后来，有一天我给陶陶电话，他就问我一些我看来属于神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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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义？是否以公义的名义行了邪恶之事，也是公义的？或者公义只能以结果而论，不管动机？有没有完全的公义？
陶陶正在和他的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想要写到他的小说之中。
我们就谈到多元价值观，例如战士的勇敢和爱这两种美德在战场上可能就是不可得兼的。或者顺服与创造性这两种美德是冲突的。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完全的标准，这只能是神的标准。按照圣经，无人是公义的，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者。而与罪相反的公义，乃是认可神的标准，顺服神的标准和他的话语。但是他继续追问，神的公义是什么？我说，先知弥迦说，神不要公羊山羊的献祭，神所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你的神同行。但是陶陶说，这不是公义的定义。所以我说，这个公义是社会公义，就是照顾孤儿寡母，照顾穷人的公义。
我们的话题转到另一个问题，陶陶问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应该或者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我说神的公义显明在这里，寻求它的人应当为了那些不能为了自己说话的弱者说话，为了他们的利益考虑，而不是牺牲弱者的利益。
他还是在考虑自己的小说。不过已经大大超过他1年以前的思考了。他已经在考虑把他的小说写成一个现实感强的，关怀他那一代所面临的道德难题的作品。
他要在他的小说中类型化不同的世界观，但是他希望主角的世界观是“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有权力代替政府审判别人。我说根据罗马书13章，神将管理的权柄委托政府，所以任何不经过政府自行审判罪人的人，都是违法的。神说，你要忍耐，因为申冤在我，我比报应。
陶陶说，如果面临一个软弱的政府，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主角作为一个唯一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的英雄，是否应该出面干预？这里涉及到他假想的世界的复杂性问题。但是考虑到我们的B书记的G太太居然涉嫌谋杀了BGG同学的英国籍保姆，而导致人民日报评论员说坚决支持D中央审判B书记的严重违纪问题，这个世界远远超过陶陶想象的复杂。
他的问题是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中，一个人如何能够不陷入两难的问题。答案是无人能不陷入罪的两难之中。所以我提醒他注意，一部小说也可以是一部悲剧小说，一个英雄也可以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我建议他小说中的英雄可以行动，但是也需要反思自己的行动；虽然他的小说描述的时间只有大学开学后的一周，但是这一周他的主角也可以成长。一边行动，一边反思，一边带着怜悯的心面对这个悲惨的世界。
就像辞去总统不做的华盛顿，或者面对死亡的林肯。或者，他可以引入另一个角色，来提醒主角反思。
他已经在现实中了，我看见陶陶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