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塔擎天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 （中国谚语） 在使徒行传开始的一段，耶稣给使徒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你们必须顺服我的命令，所以去宣教，而是等待圣灵的风吹起火势，然后在去。 早期教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先是等候神吹起圣灵的风，然后就从耶路撒冷出发，直到地极。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故事，也是宣教士们从此流向四围的故事。从1925年至1971年间，有超过1300位校友去到海外宣教。有一个学生计算出，今天每20个宣教士就有一位是来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 1973年1月，罗伯逊和穆丽尔·麦奎金夫妻访问了巴西和秘鲁。他分享说： 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无疑是看到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在各处做工。首先，这里有很多校友。不仅在南美洲宣教会（South America Mission）有我们的学生，而且当我们短暂访问威克里夫最大的基地时，在利马的办公楼与宣教士闲聊时也会遇到校友——无论你去哪里，都会看到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学生站在宣教的第一线。当然，如果他们没有为神做工，仅仅待在那里并不能让人振奋。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神的手不断施恩祝福我们的毕业生。神正在使用他们，将他们放在艰苦的地方忠诚而有效地服事，正如我们的校训所说，“认识神，让神为万国所知”。我很高兴地看到，无论是刚毕业的新生还是毕业很久的老生，许多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校友都渴望显出基督生命的奇迹，孜孜不倦工作，要为耶稣得着下一个村落。 所有这一切都是遵照救主的宣教大使命，但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单凭门徒的顺服而成就。事实上，主耶稣为了预防门徒脱离圣灵擅自行动，在大使命最后命令门徒呆在耶路撒冷，直等到“领受从上面而来的力量”。 门徒们不应当以为他们是福音从中心走向四周的推动力或持久力，也不可信靠他们自己对资源的分配和部署。圣灵超越在万有之上，要按着自己的主权，吹动每个人，去到他们当去的地方。他将制定自己的时间表，按照自己的心意打发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学生在合适的时机去往合适的地点，就像他驱动耶路撒冷早期的教会一样。 有一对夫妇定意要投身在神的宣教工作之中，神却把哥伦比亚圣经学院“让神为万国所知”的使命交在他们手中，由他们来奠定此事的基础。神制止了麦奎金博士和夫人去非洲宣教，因此他们的宣教负担将会点燃他们的学生心中的火焰。在麦奎金博士担任校长期间，共有370名学生毕业之后，前往国外宣教。第一个成为外国传教士的年轻人是韦尔斯利·德维特（Wellesley Devitt）。虽然他的名字少有人知道，但他加入非洲内地会，由麦奎金博士从前的宣教机构派遣，去到博士本来计划要去的同一个地点，实在是意义非凡。神用自己的方式抚慰了人的痛苦。对于麦克奎尔金博士和夫人来说，在最后一刻中断了前往非洲宣教的梦想，无疑是一次极为痛苦的经历。但神早已预见此事，选择在非洲收获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初熟的宣教果实，让他们确信，将他们留在美国办神学院，乃是神的主权掌管。 继麦奎金博士之后担任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校长的弗里斯博士，与前任校长心意相同，同样有着向列国宣教的负担。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有一封信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每当我在服事主的过程中面临歧途时，我总是寻求可以让我最好地在全世界各地推动宣教的路径。正是为着这个目的，我加入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 与前两任校长不同，当神呼召罗伯逊·麦奎金成为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第三任校长时，他在日本的宣教事工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学校董事委员会提出的甄选校长基本条件中，第一条就是要将大使命视为中心工作。这封信是罗伯逊·麦奎金还在日本的时候为CeBeCean所写的，显示了宣教的使命如何深深地根植于他心中。 去年夏天，我对数百名宣教士讲话，主题是：“宣教士们，请留在这里！”我在开场白中说，我并不相信一个人一生都呆在一个地方，就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若你们听到罗伯逊·麦奎金要离开日本，你们可以确信一定发生了两件事。首先，你们可以肯定，我一定得到比来这里宣教时更加强有力、更清晰的指引，才这样离去了。其次，你们可以肯定，我认为这是被降级使用了。 现在，假设变成了现实。我们要带着不舍的心情离开日本。但我们是带着信心离开，因为主所带领我们的脚步，比其他的任何方向都更加明确。经过了几周流泪的祷告之后，所有的指引似乎都聚集在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上。这其中最宝贵的建议是来自日本的同工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建议我们接受这个呼召， 因为它是来自神的。我们希望有一天，在神认为合适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宣教的工场中，但是现在，祂的呼召看起来是如此清晰地指向哥伦比亚圣经学院。 乔伊·里德霍夫（Joy Ridderhof）是福音录制组织（Gospel Recordings Incorporated）的代名词，也是福音奇迹（Gospel Miracles）的代名词。1923年9月，年少懵懂的里德霍夫小姐在加州念了一年的大学，转学来到哥伦比亚。正是在哥伦比亚，在麦奎金的家里与教室里，里德霍夫小姐有了信靠上帝的初次经历。她很认真地学会了信心的功课，让神的话语成为她生命的根基。当她创建福音录制事工的时候，这些功课令她受益匪浅。 每当中午时分，一群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学生一起跪下来为他们的学校以及神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祷告时，宣教的使命总会浮上心头。 有一次，里德霍夫小姐在一间大型教会讲述宣教工场的需要。那时海外宣教使团（Foreign Mission Fellowship）还没有成立，但热心这一事工的人们满怀激情在各处组织会议，介绍世界各地的需要。面对如潮的人海，里德霍夫小姐满心敬畏但毫不畏惧，投出了一个你永远猜不到的“曲线球”，将她的信息带入高潮：“神可没有派留声机到海外传福音！祂呼召的是男人、女人！” 神一定很有幽默感。如今，里德霍夫小姐和福音录制事工已经在全世界发送了超过7百万份录音，包括3,750种方言和外语。 1935年，玛丽·比姆小姐扬帆起航，顺着圣灵的指引来到了非洲。贝蒂·克里德兰小姐曾长期担任麦奎金博士的秘书，工作严谨高效，但在比姆小姐服务的第二个五年里，她决定加入了比姆小姐的团队。 她们将新约翻译成乌杜克（Uduk）部落的语言，在部落中点燃了福音的火焰。神对她们多年忠心服侍的赏赐之一，是在当地政府命令她们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允许她们参与了乌杜克新约圣经发行的奉献礼拜。 但是，让基督为万民所知的事工并非晴空万里，风平浪静。不可避免，有人得着了殉道者的冠冕。 1952年，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校友沃尔特·埃里克森（Walter Erickson）和爱德·特里特（Ed Tritt）的尸体在新几内亚西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被人发现——他们前去帮助的那些人杀害了两人。其他人接手了殉道者们用生命开创的事业。作为对这次殉道的回应，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学生海外宣教使团决定筹集7,500美元购买一架飞机用于拓展工作，也作为对两人的纪念。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雄心勃勃的尝试，但是殉道者的榜样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热情，经费很快就筹措整齐，还有许多学生为了主的缘故去了新几内亚岛。 另一位殉道者是在刚果的动乱中赢得了冠冕。威廉.斯科尔滕和他的妻子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比尔是个年轻的宣教士， 他一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1964年，他被反政府军杀害。 1973年2月的大新闻是北越战俘获释。被越共关押的人并不都是军事人员。亨利·布拉德（1955年级）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战士。1968年，在南越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服事时，他在春节攻势中被俘，与宣道会护士贝蒂·奥尔森一起被关进监狱。1968年夏天，这两位宣教士都死于被关押期间感染的疾病。这些为信仰而死的宣教士的见证，深深地影响了越南山民的教会（Montagnard churches）。有报告指出，这些宣教士殉道直接影响了现在的雷德和莫农部落教会复兴。 故事开始于西西里岛，一个年轻人打算去美国挣钱，然后去非洲摄影远行。当罗西先生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城的查经班上发现基督是自己的救主之后，他原先的愿望被一个更大的愿望所取代了。从此，他的抱负是与西西里岛的乡亲们分享基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发起了一年一度的福音见证会，后来又打算扩大计划，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组织同样的见证会。于是，他派自己的侄子，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学生拉尔夫·尼科西亚来做初步安排。此事前景不明，所以拉尔夫试图阻止叔叔继续这个雄心勃勃的事业。但是罗西先生确信是神让他在墨西拿传道。但这并不是说，当他在第一天晚上面对出现的250个人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惧怕。但是他坚持下来，一连五个晚上宣讲福音。布道会满有能力和效果，有24个人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在墨西拿有一座教会，基督教圣经教会，由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校友马特·加里帕牧养。为了发展西西里岛的圣经和神学培训计划，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毕业生戴夫和安妮·卡尔霍恩夫妻在学习当地语言（安妮是弗里斯博士的女儿）。 或许这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具挑战的宣教工场是中国，而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中著名的周主培（Moses Chow）牧师，就是哥伦比亚圣经学院1958年的毕业生。时间将会证明，周主培牧师发起的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s for Christ）热心为中国大陆祷告，引发了多少中国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世界的另一边，邦·荣博士 （Dr. Bong Ro，1960级）是世界福音团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TAP）在东南亚的神学援助计划协调员。他负责组织了第二届亚太区神学教育谘询会。他常驻新加坡，在门徒训练中心授课，为亚洲的宣教事业培养研究生。 对一些人来说，圣灵的风从宣教的禾场吹来，为的是点燃教会的火。弗吉尼亚·帕特松（Virginia Patterson，1956级）在尼日利亚教导宣教士的孩子们超过10年，直到Pioneer Girls需要一位新的总监，她才离开了教师的岗位。论到Pioneer Girls， “斯威夫特” （Joan Killilea，1956级）将其教程翻译成泰文，供泰国中部的发展中教会使用。她工作结束后不久就去世了。 跨教派海外宣教协会（Interdenomination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是北美宣教活动的中心，涉及46个跨教派的宣教组织。弗里森（Edwin (Jack) Frizen，1954级）是该组织的执行秘书， 负责全球宣教战略。 范斯通（David Fanstone）加入了户外宣教营（Open Air Campaigners），在未得之民中从事重要的宣教工作。前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教授卡莱尔（Bron Carlisle）分享了神在范斯通生命中的带领。 大卫.B.范斯通在1963年秋季被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研究生部录取。这个年轻的英国人从剑桥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因为神清楚的带领，他转到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继续学习。他一到学校就注册了户外宣教的课程，然后又学习了户外宣教的高级课程。1964年夏天，我带着一队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年轻人来到纽约，在这座大都市里进行了整整五周的户外见证工作。大卫·范斯通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不仅跑去熙熙攘攘的街道，也去了住宅区、工厂、建筑工地、海滩和贫民窟。当看到禾场上“丰收在即”时，他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在确定神呼召他参与这项运动后，范斯通返回了英国，成为户外宣教营（不列颠分部）的第一任会长， 其总部设在布莱顿。...

以西结所见异象，那自祭坛涌出、带来医治的生命之河并无支流汇入，却水量渐长。属世的头脑将之视为悖论，然而悖论仅仅存在于物质世界而非灵界。属血气的人无法接近属灵真理的水泉——“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且“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而圣灵自能汲取祭坛下的泉源，无拘无束。耶稣说：“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14）。河流的源头唯一，河道亦无分叉，随着圣灵不断汲取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将丰盛的恩典传递下去，河水也源源不断地涌流、高涨。 这样想来，我们不应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历史，看作众教员汇集人类思想的各个支流，将其导入真理长河的记录，而应将其看作圣灵牧养年轻的一代，教导他们的经历。在学院，“源头”唯一——一书、一祭、一主。在耶稣基督里，有着赐万物生命和医治的活水，丰盛满溢、永不改变。“河道”亦唯一——一位圣灵；唯独祂“参透神的事”，分享给那些领受了“从神来的灵”之人。 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教师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守住了这一“同源、同道”的重要原则。作为圣灵工作的管道，他们一切成就的荣耀都归于神。 倘若故事篇幅更长，便能包括更多的姓名与细节；倘若圣经篇幅更长，我们便能读到各样关于巴多罗买、亚里达古、推基古等人的趣闻——然而我们清楚，我们拥有的已然足够。 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大家庭中，论到“全才”，首推约翰·赫尔先生。他离开阳光灿烂的加州前来学习时，学院刚成立一年。从第2届毕业后，他留在哥伦比亚，担任首位男生训导。20年来他不仅尽职尽责，还发挥了远超职责范围的效用。他多才多艺，每年学习新技能以增进恩赐。尽管他与夫人已于1929年结婚，但直到1945年，他调任学校的商务经理，他们才搬进自己的住房。有地方拆开布置剩下的结婚礼物。 正是约翰·赫尔推动了城中校区的福音外展短波电台建设。这项工程使圣经学院能够与遍布各国的宣教士校友保持联系。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祈祷链条建立起来，祈祷需求可以通过“热线”直达基地。 1953年，赫尔先生被任命为副校长。经过多年忠心、丰富多彩的服事，他于1959年退休。 1936年，“新的声音”登上讲坛，随之而来的是其“光辉的人格与对耶稣基督显而易见的热爱”。 弗兰克·塞尔斯先生（Mr. Frank Sells）毕业于1932年。他前往达拉斯神学院进修，后返回哥伦比亚执教。他的声音极为出色，是学校出名的大嗓门。对众多学生而言，弗兰克·塞尔斯先生是何等神赐的祝福啊！一位宣教士，弗兰克·维斯特先生（Mr. Frank Wuest）怀着感激之情提及塞尔斯先生牧养的重要意义： 几乎他的每一节圣经课上，主都会对我的心灵说话，或赐下意味深长的字句引导我的人生。多亏塞尔斯先生，我养成了在圣经上写写画画的习惯，页边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笔记。他不满足于单单摆出事实（尽管他提供的知识量超越我认识的任何师长），更希望我们能够研读圣言，将其转化融入自己的人生，发现驱动意志的本源。最重要的是，他关心学生，非常体贴他们的需要。 以圣经学院为中心，多个事工开枝散叶，仿佛地里长出了许多细小的草莓藤蔓。在这样健康、生机勃勃的成长之中，麦奎金博士的圣经课程通过哥伦比亚的WIS电台广播，即是其中之一。期间发生的一件轶事，令布兰查尔德·罗曼牧师（Rev. Blanchard Romaine）记忆犹新，当时他还是麦奎金博士组织的圣经学院四重奏乐团成员。某日麦奎金博士上课迟到了。 “嘿，大伙儿，”其中一个学生喊，“麦奎金博士来不了的话我们怎么办？” “我想我们中的一个就得教课了。”另一个学生郁郁地预言道。 “那么投票吧。 据说大家一致推选了班上最好的男高音歌手。幸运的是，麦奎金博士还是出现了，所以这位被选中的学生当天不必讲课，但后来，他成为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数一数二的教授——詹姆斯·M.（巴克）·哈奇（James M. “Buck” Hatch），现任学院教务长。“作为教师，”另一个学生写道，“无论教授哪个科目，他都逼着我们全神贯注。他要求我们自行探索真理，只要是我们应当找得到答案的地方，他绝不直接公布。”以下评论出自经典出版社（Scripture Press）出版物中的《忆吾师》一文，作者珍尼特·特恩奎斯特（Jeanette Turnquist）： 我常听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其他学生对哈奇教授极尽溢美之词。他教授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旧约先知书。但当我坐进他的课堂，开始的几分钟实在平淡无奇，尽管我被他的南方口音逗乐了。 然而没过多久，不知不觉间我便提起了兴趣，因为那些“干巴巴”的旧约先知们都活了！ 我兴致盎然，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学习哈巴谷、哈该和“故纸堆”里的撒迦利亚。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黑板上画图，到现在我还能画给你看。哈奇先生通过图表阐释的真理，在我的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亦奠定了我今后一切圣经学习的基础。这位老师从不局限于列举事实，他有关先知书的教导，包括了心理学和人类学课程，与我的生命紧密相连。 实际上，我仍仰赖从他那里学到的基本原则，理解神与古时先知及现今个人的关系。 在他的课上，我很少拿到高分，但却学到了无需惧怕他的考试。相反，我期待着考试，因为所有考试都是真实的学习经验，与好多个星期的艰苦学习有关。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可亲的老师。我也不停地感谢神赐下这样一位理解我的老师，将圣言、属世的问题与我自身的困扰融会贯通，使我确信神在这三样事情上始终掌权。 在这个忽视个人需要的时代，回顾母校时光，教授们对学生个人的关心，常常是最打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校友的地方。他们说：“每一位教授都真正关心我。” 正如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勇士名录一样，即便我愿意写下去，时间也不允许，故我只得尽力往纸上再添几个名字。 18年来H. 瓦德·普拉特博士（H. Waddell Pratt）与学生分享其渊博的学识与务实的建议。他们从这位高尚的圣徒身上学到了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他已得着奖赏，先于麦奎金博士而去，也将在那里欢迎他的友人。 威廉 L.沃克女士 （Mrs. William L. Walker）曾是最受喜爱的女生训导，也是四个孩子——弗洛伦斯·麦克林（Florence McKellin）、伊丽莎白·斯特拉坎（Elizabeth Strachan）、凯瑟琳（Catherine）、威廉（William）——的母亲（其中三个成为了宣教士）。 她的生命中，“服事显明爱心”。 您教导的真理， 在您如此清晰，在我如此模糊， 然而当您走近，您带来——祂的气息。 （1947年《尖峰》） 我们也要写到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宣教学研究生院的保罗·库里博士（Dr. Paul Culley）。他在本里鹏发起了宣教训练营，参考威克利夫丛林特训营（Wycliffe Jungle Camp）的模式，通过教导“野外生存”的技巧，为宣教课程更添一份脚踏实地。 “一位文艺大师”，班级里、教师会议上闪过的棕发碧眼，有着温暖、友好的品性， “说出的每句话都点缀着微笑。” 这便是凯瑟琳·沃伦小姐（Miss Kathryn Warren）在学院历史上烙下的印记。 还有凯瑟琳·麦克拉缇小姐（Miss Kathryn McClarty），22年来， 课堂上——杰出的教授（un professeur excellent）...

第八章 新一代的新信仰 “每一代基督徒都应该操行其自己的信仰，无人可以活在上一代人的信仰中。”（G·艾伦·弗里斯） 上一代人经历神迹奇事的记载，未必还能激发这一代人。上帝兴起基甸拯救以色列民时，他虽曾听过祖先所经历的神的大能与拯救，但这份民族回忆在他心中早已变味。他愠恼地问，“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么？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那里呢？”（士 6:13）这声音里充满小信，困顿于眼下的现实，他焦躁地要求一个直接的答案。 1953年，当时的新任校长弗里斯博士倡导新一代基督徒去寻找他们自己的神迹： 对我们来说，知道基甸之问的答案是何等重要！我们知道何处找寻神的奇迹吗？基甸找到了答案……我们如果像他一样与神相遇，也能找到这答案。正如麦奎金博士常讲的那样，“与主相遇，就是神迹。”基甸如此，对我们又何尝不可呢？ 座落于市中心的小小校园，要求新的一代在新的信心中迈出新的一大步。校园建筑已经十分老旧，需要大量维修才能维持基本的功能，让负责总务的副校长一筹莫展。一方面，消防局坚持认为，这些建筑必须改造，否则将成为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市中心已经人满为患，并无闲置土地，圣经学院如何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招生异象？ 是不是该建个新校区了？当时大家多少对此还心存疑虑。事实上，有一对夫妻已经决定，若在他们的奉献款之外，耶和华感动另外的人为此而捐献，那么他们就知道，圣经学院的搬迁乃是神的旨意。在神的心意显明之前，他们不会为在城外买地的事上捐一分钱。 主的时间真的到了吗？圣经学院真的要搬了吗？从环境上看，似乎是的，但情绪并不可靠。于是，董事会决定向神求了一个征兆：如若不募款就收到20,000美元的资助（圣经学院从不募款），他们便认为这是神让他们买地的印证，于是可以期待一件新的神迹发生。 9月5日，学校发出代祷信，提及几处待售的物业。哥伦比亚北隅一处三百公亩、风景优美的地产正在出售。学校的一位友人当时已经和业主谈妥了交易条件，并且乐意将这份有限购买权让渡给圣经学院。但是董事会决定，20,000美元必须在10月17日前到位，否则，他们无法认定这是神的心意，全力以赴地完成这项交易。 实际上，故事甚至比这还要复杂。那位谈妥交易条件的友人，有心帮助哥伦比亚圣经学院，愿意亲自出面向城里的商人们募款，完成这个项目。但弗里斯博士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因为这与圣经学院向来不募款的原则有悖。 人们听到这个决定后，纷纷来信，表达对博士坚守原则之义举的钦佩之情。 一个月过去了。10月5日是学院的每月祷告日。从代祷信发出之后，收到的奉献仅有4605.47美元。在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开始为此献上更多、更迫切的祷告。结果一定会激动人心。 你能相信吗？10月12日，在距付款期限还剩五天的时候，代祷的朋友们收到了这样一封短笺： 赞美主，因他大大地得胜！为了10月17日截止的土地购买交易，我们手中已经有了现金：27,729.41美元。此外，还有朋友承诺在十月17日前寄来4,500美元。“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 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诗篇 44:3）。 一个月后，11月6日，故事迎来了最令人振奋的一段。那时，神的供应除了满足之前祷告的印证之外，甚至还有盈余，足够支付次年的分期款项。耶和华赐下了自己的确据。董事会现在可以带着信心来规划未来了。他们知道，此后无论遇到何种试炼，他们乃是行在主的旨意中。 故事的最后，弗里斯博士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与主相遇，就是神迹。”如果每天的生活都可以被最基本的自然法则解释，那我们就还没有把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作我们生活的保障。 两年过去了，校区建设的下一步工作开始陆续展开。七月，校方收到了所特斯夫人（Mrs. William G. Shortess）留下的一笔总额为175,000美元的遗产，指定用于修建学校的礼拜堂（chapel）。 弗里斯博士选择的年度经文（year verses），很好地讲述了那些年（1953-55）发生的故事： 应许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 14:14） 鼓励 “···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约珥书 2:21） 成就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 3:23） 如此，从215号公路开始，绵延起伏三百多公亩直至布落德河的大片土地正式归了学校所有，还有一个丛林簇拥的小湖点缀其间。 在为他们预备购买土地和建筑物的资金时，神也在其它的方面也在做工。董事会当时有一个心头大患——如何为这个硕大校园的供水。要把市区的水管拉过来，花费得有150,000美元。 虽然学校在野餐棚处（现在的音乐练习楼）打了一口水井，但它出水量每分钟只有四五加仑，完全无法满足整个学校的需求。同样关注供水问题的，还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律师。当时的业务副校长，约翰·赫尔先生，与这位律师取得了联络，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在双方的共同代表下，市政部门开始关注整个丹尼台地（Denny Terrace）的供水议题。市政方表示，如果他们能拿出一小块地来建立水塔，哥伦比亚市就愿意把水管从市区牵引过来。校方高兴地把公路附近的一角空地划给了这项计划，市政部门就在那里建立水塔，铺设水管，解决了新校区和丹尼台地所有居民的用水问题。 赐下土地的神，不会忘记那些信靠顺服祂旨意的百姓，照样会赐下丰富滋润土地的用水。在凡愿意领受的人，这就是一个喻道故事。神的土地并不靠着人手所建的灌溉工程来浇灌，而是按祂旨意从天上赐下的甘霖。哪怕是在这样的小事里，新的一代也可以从中看到神的亲自护理和新的神迹。 按着原先的计划，需要卖掉市中心的老校区，为新校区的建设筹备资金，但四年过去了，老校区并未被变卖。神想教我们什么功课？如果在开工前资金已经在手，那还需要信心吗？用变卖老校区物业所得的款项来筹建新校区合情合理，但这样一来，因为所需的财政资源已经在手，对神的信心就关闭了，对神的期待也有限。这还不够好——神想要带领董事会进入一片新的草场。祂想做一件新事，但除非董事会单单仰望祂，信祂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事定绝不能成。 带着新的信心和心志，校董会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校董会坚信，神指示我们立即开始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建设，毋需等待出卖老校区。我们当时就立下一个愿景：在感恩节前，神会预备条件，开始男生宿舍和学校礼拜堂的建设——两项工程成本预计约75万2千美元。 1959年伊始，建工设备已经就位。很快，在一块郁郁葱葱的坡地上，人们伐光了松柏树，开始建造三幢男生宿舍和学校的小教堂。所特斯太太的175,000美元的遗产已经入手，是专门用来建堂的款项，此外的48137.95美元，也在开工决定作出后的两个月内陆续入账。 1960年是转折之年。学校的毕业典礼第一次在新建的所特斯教堂举行。可想而知，那时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所罗门奉献的圣殿或许更加宏伟堂皇，但在新的小礼拜堂中迎接毕业典礼之人心中深深的感动，大概很难在别处看到。至少，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用的金器银器都是从大卫手中继承而来的；可新建的所特斯教堂、宿舍楼，还有那一整块地，都是信心的凭证，看得见，摸得着。从无变有的神，施行奇迹，亲自为我们预备了建筑的所需。 令人兴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海外宣教使团的10,000美元宣教基金筹款目标，也同时达成了。周日早上，礼堂座无虚席，大家都来聆听普莱利圣经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麦斯威尔校长（Principal L. E. Maxwell of Prairie Bible Institute, Alberta, Canada）的证道。现在（1970年代）的惠顿学院院长阿莫定博士做的毕业致辞，让周末的气氛达到了顶峰。 宿舍和厨房器具，在九月就一切就绪了。要同时运营两个校区，既不经济，也不方便，故学校决定新学年全面搬迁至新校区。 教学硬件虽已基本就位，但食物供给方面却远远不足——要喂饱213位饥肠辘辘的男生和214位胃口同样好的女生，可不是读书人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 弗里斯博士和校董们决定遵行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的精神来面对这一问题（内容请见弗里斯博士信件）。 **“在基督信仰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永恒的朝气，常倚靠人的算计。我们很少热烈地祷告，盼望奇妙、无限与荣耀之事显现。***我们很少怀着真实的信心祷告，相信祂所成就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但即便如此，我们却还自称相信无限的天父。” 借着新校区目前面临的各样挑战，我们相信神赐下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恢复“永恒的朝气”。 上个月，我们在联合祷告中提出了需要：但愿神帮助我们，在九月开学前，完成整个校区的搬迁。神的回应非常清楚，这是他定下的搬迁时机，我们应当立即搬迁，绝不逗留，单单信靠他会预备接下来几个月的经费，而不是小信不决地回避如此试验。 也许，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校董会坚信神在呼召他们走一条不靠着神的超自然介入就不能成就的道路。若没有神的同在，那条路就不过是人的猜测，终将通向失败；可若有神的同在，那条路就会通向胜利。毕竟，信心只有在人的尽头才显得出来，因我们所信的，是那“让死人复活的神”。若非走到无法回头的绝境，信心是不会得到操练的。 **我们知道这将是极大的试验，但也只有在这样的考验中，永恒的价值才能得到彰显。今年夏天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在那几个月里，信心必须“得了应许···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乐于见到你与我们一起在信心里祷告。 为了应付食物的供应，学校必须立刻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当然，要学的功课不止信心一条，耐心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食堂，以后可以用作长期的音乐楼。产自俄勒冈的拱形横梁没有按时送到，其它的工程只好暂缓。最终，这些柱子在荒郊野外的铁路边上被人找到，火速送来学校。多娜台风是另一件当时需要代祷的事项。台风卷起一场危险的风暴，正在向哥伦比亚地区逼近。祷告得蒙应允，多娜（对于不信的人而言）出乎意料地在最后关头转向，避开了工地。若工程此时耽延数日，学校按时开课将毫无希望。况且，多娜带来的影响可能远不止延迟开学这么简单，指不定会给本来已经快要完工的设施带来怎样的损失。神是慈爱的，祂并没有让大家所担心的延迟发生。但是直到开学前一天，墙上的标语还是“你们必须忍耐”。当时，新学校未通水电，锅碗瓢盆堆在一起需要收拾，就连地板都还没上漆。但该收拾的，就得收拾，胡乱堆放可不行。剩下的工作看来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做完。必须有人站出来处理那一大堆的困难、烦恼和“不可能”。必须有人能在适当的时刻，迅速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一战役的总司令，乃是朵儿小姐（Miss Margaret Dowdle）和沃尔夫小姐（Miss Mildred Wolf）。她们不说废话，管理风格极为高效。开学当日，300位在校学生在餐厅按时就餐，堪称“开学日的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