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我的编辑要求我修改“理解和应用圣经”一书，说是其中有许多错误。因为繁忙，也因为傲慢，我一时间没有回应。
这书是2014年在CIU上学的时候，为了中文项目而翻译的。后来在HHW工作坊中使用过多次，在我自己的印象中，翻译的质量应该是挺好的。所以我对于编辑颇有微词，心理上就懒惰了。
后来就预备安息年，到了某一天编辑又发来邮件，要求确认编辑的日程安排，以便计划出版。我这时正在忙于约翰福音注释以及圣经女性观的截稿，也是没有理会。我心里想，大概花两天时间过一遍译稿就可以交差了吧。
真正开始看这书，是到了南卡的哥伦比亚以后。有一天我翻出从前的word文档，发现还是双语文件，那时还没有输入memoQ。花了一点时间整理文稿，我终于开始修订工作。
其他就不多说了，我读到10年前的译稿，心里充满羞愧。当时的翻译质量在我现在看来，简直不堪忍受。兹举一段作为例证。首先是我那凌乱的双语文稿：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uses a parallel with a legal document to make this point clear: 蒙哥马利（John Warwick Montgomery）对照法律文书来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documents in general, Lord Bacon offered these telling aphorisms: 关于对法律文书的一般解释，巴康勋爵（Lord Bacon） 提供了如下格言：
“Interpretation that departs from the letter of the text is not interpretation but divination.” “离开文本的字面意义进行解释，这不是解释而是占卜。”
“When the judge departs from the letter, he turns into a legislator.” “当法官脱离（法律）的字面意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立法者了。”
Sir Roland Burrows makes the point with admirable clarity: “The Court has to take care that evidence is not used to complete a document which the party has left incomplete or to contradict what he has said, or to substitute some other wording for that actually used, or to raise doubts, which otherwise would not exist;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it is always restricted to such as will assist the Court to arrive 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used, and thus to give effect to the intention as expressed.” 带着令人敬仰的清晰，布罗斯爵士（Sir Roland Burrows）这样说：“法庭必须保证，证据不被用于制作这样的文书： 证人的证词没有完整地记录，或者与其所说的矛盾，或者用别的话语替代实际的证词，或者故意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至于解释，总是以帮助法庭了解所作证言的含义为限，如此方可表达出证人的本意。”
As with wills, deeds, and statutes, the faithful interpreter of the Bible will construe the text in a manner to give it validity rather than invalidity; will operate with a “presumption against absurdity”; and, once the clear meaning of the text has been determined, will accept its application and enforcement in his life “though the results may seem harsh or unfair or inconvenient” (C. E. Odgers, The Construction of Deeds and Statutes [n. p., 1956], 186, 188). The believing Christian interpreter of the testamentary Scripture will assume that in reference to it also “every part of a will means something and must be given effect and harmonized, if possible, by construing it in connection with all other parts” (F. H. Childs); and he will interpret the Old Testament always in light of the New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st testamentary expression prevails.“3 凡涉及意愿，行为和状态，忠实的圣经解释者将按照合法的方式而不是非法的方式来解释文本；他将带着“圣经绝不荒谬”这样的预设来操作；并且，一旦决定了文本清晰的含义，他会接受其应用，并实行在自己的生活中，“即使结果可能看来很严厉，不公平或者不方便”（C. E. Odgers, The Construction of Deeds and Statutes [n. p., 1956], 186, 188）。笃信的基督徒解释者解释圣经的时候会假定，于此有关的“旨意的每一部分都有意义，能够产生影响，并且如果可能，一定要按照与其余剩下部分的联系来协调地给与解释(F. H. Childs)；并且他总是基于“后来的启示澄清了前面的启示”这样的理由，在新约的光照下解释旧约。” 3
这一段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完全没有把握好原文的法律含义，将”wills, deeds, and statutes“翻译成了意愿、行为和状态。
没什么好辩解的，那时我实在是一个缺乏经验的译者。现在的翻译如下：
蒙哥马利（John Warwick Montgomery）用法律文件举例，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对于法律文书的一般性解释，巴康勋爵（Lord Bacon） 提供了如下格言：
“离开文本的字面意义进行解释，不是在解释而是在占卜。”
“当法官脱离（法律）字面意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立法者。”
布罗斯爵士（Sir Roland Burrows）以令人敬重的清晰性指出：“法庭必须保证，在引用证据制作法律文书时，不可遗漏证据，记录也不能与当事人的供述矛盾，或者用别的措辞替代实际的证词，或者故意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至于附加的解释，总是以帮助法庭了解所作证言的含义为限，如此方可表达出证人的本意。”
就像处理遗嘱、契约和法规一样，忠实的圣经解释者总是会首先认定文本的法律效力，而不是视之为一份无效的文件来随意解释；他会预设圣经“绝不荒谬”；并且，一旦确定了文本的明确含义，他就会在生活中接受其应用、加以实践，“即使其结论看起来严厉、不公平或不方便”也不会泄气（奥德加 [C. E. Odgers]，《契约和法规的解释》[无出版地，1956年]，第186页，第188页）。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虔诚的基督徒会假定与此有关的“旨意的每一部分都有意义，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且如果可能，一定要按照它与圣经其余部分的联系来给出协调的解释（蔡尔兹 [F. H. Childs]）；并且他总是依据“后约比前约优先”的原则，在新约的光照下解释旧约。”【3】
随着每年处理100万字以上的翻译和编辑，我慢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但我也忘记在了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达到100万字这个门槛。此书的翻译质量甚差，而后来的骄傲却蒙蔽了我的眼睛。
好吧，简单总结一下。经过10年的翻译，我的翻译速度、工具运用、人工智能的适配、以及翻译质量的把控，似乎都有一点进步。我有一些数据分析，比如在使用了memoQ之后，速度提高了31%，质量和术语一致性提高了200%，在人工智能大爆发之后，翻译速度和质量又有一点提高，我估计在流程优化之后，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具体数据有待分析，目前没有时间做。大概我估计是在使用CAT工具对速度的提高与质量的把控基础上，现在对于难句的分析因为借助ChatGPT之类的工具，在分析速度、节约体力和精力、提高质量上在提高了20%吧。
反向的抵消因素是我已经带了老花眼镜，视力大不如前。记忆力和思维速度也下降了，而且现在重度依赖咖啡和午休，效率上是下降了不少。
综合评价，比起10年前那位缺乏经验的译者，大概我能在质量上胜过从前的自己110%，速度上提高2倍。当然，如果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考虑到10年来翻译的酬金几乎不涨，或许只能维持通货膨胀下的等价收入平衡吧。翻译是一个没有积累的职业，我已经不再鼓励年轻人从事了。
继续我的编辑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