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川大数学系毕业，家母川外俄语系毕业，退休之前分别教授数学（运筹学）和外语（俄语、法语）。1960年代大学毕业，国家将他们分在了重庆和成都两地不同的高校，为了能聚在一起，两人都放弃了大学的教职，到了重庆外语学校做中学老师，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回到高校。
我小时候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业，做一个数学家，多半是因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父亲对我说，你别做数学家，因为绝大多数的数学家都会像我一样变成高中数学老师。但命运流转，最后我还是从研究贝叶斯概率论拿到了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的博士。
入学考试的时候，沈一栋老师只问了我一句话，你的数学如何？我不需要你有很强的编程能力，但需要你的数学基础。那时我在负责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培训，有的时候给全市的教练们讲一讲Matlab的使用技巧（就像所谓的工作坊一样），然后很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数学家，而我是一个做计算机科学的科学家，实在不好意思站在这里培训大家数学建模的技巧。后来组委会几次邀请我参加阅卷或者要给我最佳教练奖，我都拒绝不受，请他们邀请年轻的数学老师去担当，理由是这样的经历对这些数学系的年轻人更有意义，我是谨遵父命，不做数学家的。
不过，做了20多年的软件和数学，到了不惑之年又转到家母的专业上做一点翻译，也算是不偏不倚，咎由自取了。
计算机入门教材上往往会提及，计算机模型的发明者是冯·诺伊曼。但冯·诺伊曼并不是一个程序员，而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这位（不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提出了冯·诺伊曼体系结构，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计算机结构。不过他是以数学家身份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爱因斯坦疑似以化学家身份进入，同期的犹太人同事还有伟大的逻辑学家歌德尔）。
虽然作为程序员，我受益于冯·诺伊曼极多，但我从冯·诺伊曼早年的助教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教授的自传《我要做数学家》一书上，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
我很早就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过哈尔莫斯教授的《泛函分析》和《测度论》，偶尔无事会翻一翻，好奇为什么在各种“吉米多维奇”中间会有一位美国人写的教材呢。
《我要做数学家》1985年初版，1999年出了中文版。忘掉翻译得如何了，不过若有机会，在数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这本书和GEB是我想要翻译的，还有Don Knuth的3:16和“Things a Computer Scientist Rarely Talks About”，或者Knuth教授2009年在google研发中心的讲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pk-1btGZk。
哈尔莫斯教授给我的最大洞见无疑是时间管理。1999-2000年，正是我最忙了时候。每天都有人问我，Eddy，我的office字体怎么设置？我的计算机不启动了，请来帮助我看看？能不能帮忙设计一个招投标数学模型，让我的朋友中标？……
题目从难到易，什么样的都有。大家觉得一个计算机博士，无疑可以拿着铅笔将计算机画出来。哈尔莫斯教授下面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我最重要的时间管理原则：
From time to time you’ll be asked for advice. A manufacturer will consult you about the best shape for a beer bottle, a dean will consult you about the standing of his mathematics department, a publisher will consult you about the probable sales of a proposed textbook on fuzzy cohomology. Possibly they will be genteel and not even mention paying for your service; at other times they will refer delicately to an unspecified honorarium that will be forthcoming. Would they treat a surgeon the same way, or an attorney, or an architect? Would you? Could you? 时不时有人会拿着各种问题来咨询我。一位制造商问我最佳的啤酒瓶应该是什么形状，一位系主任问我对他带领的数学系有何建议，一位出版商请我估计一本计划出版的“模糊同构”教材的销量。他们一般都彬彬有礼，但从来不会提起为我的服务付费的问题；另一些时候他们或许会模模糊糊地提到，完事之后会支付一点数目不明的酬金。若他们咨询的是外科医生、律师或建筑师，会是这样的态度吗？你会这样做吗？你做得出这种事吗？
I am sometimes tempted to tell people that I am a real doctor, not the medical kind; my education lasted a lot longer than their lawyer’s and cost at least as much; my time and expertise are worth at least as much as their architect’s. In fact, I do not use tough language, but I’ve long ago decided not to accept “honoraria” but to charge fees, carefully spelled out and agreed on in advance. I set my rates some years back, when I was being asked to review more textbooks than I had time for. I’d tell the inquiring publisher that my fee is $1.00 per typewritten page
or $50.00 per hour, whichever comes to less. Sometimes the answer was: “Oh, sorry, we didn’t really want to spend that much “, and at other times it was, matter-of-factly, “O.K., send us your bill along with your report “. The result was that I had less of that sort of work to do and got paid more respectably for what I still did. My doctor, lawyer,
and architect friends tell me that prices have changed since I establishedmin. The time has come, they say, to double the charges. The answers, they predict, will remain the same: half “no” and half “sure, of course “. 有的时候，我忍不住告诉人们我是位真正的博士，不是江湖郎中；我受教育的时间不他们的律师更久，花费也不比律师们低；我的时间和专业技能，在价值上至少和他们的建筑师相当。事实上，我并没有使气怼人，但很早就决定不接受所谓的“谢礼”，而是直接收费，并仔细地事先声明，在做事之前就取得对方的同意。数年之前，因为找我评审教材的活儿太多，完全做不过来，所以我设定了自己的收费标准。我会告诉请我评审的出版商，我的收费标准是每页1美元，或者每小时50美元，就低不就高。有时候，对方会回答说，“啊，抱歉，我们没打算花这么多钱”，而其他时候，对方事实上会告诉我，“没问题，请将账单连同评审报告一起寄给我们”。于是，找我做这一类工作的人变少了，而继续找我做事的人付给我更多的费用。我的医生、律师和建筑师朋友告诉我，现在的价格已经与从前不同。他们说，现在应当将从前的定价翻倍了。他们预计，提高一倍的报价之后，我得到的回答仍然会是五五开的“抱歉，没想到这么贵”和“没问题”。
我的朋友雨辰先生每天深夜给各种朋友免费安装计算机，不到45岁头发掉了一大半，没掉的也花白得像泥地上的雪花。而我则常常上课的时候告诉学生哈尔莫斯的故事，然后微笑着说，我做咨询的收费是500元/小时，虽然不高，但实在是有价无市，我也不打算开拓咨询市场，只是为了避免在毫无意义的低水平工作上浪费太多时间。当满街都是“800元做网站”的广告时，我的朋友没必要慕名来让我开发一个网站，因为我一个页面的收费也不止800元。到了我这个资历上，已经不可能再和800元一个网站的北大青鸟培训生在相同项目上竞争了，必须从事一些门槛高到职业高中学生够不着的领域，比如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开发卫星发射故障诊断系统……
不过，为自己时间定价的好处是，我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比如神学翻译，或者捣腾VPS与网络安全，或者弹弹吉他写点自己不会弹也唱不上去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