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对话的好处，是增加词汇量。对我自己来说，每学期都希望保持学习一门课程，教授一门课程。这既算是逼着自己在离开体制和学校之后的知识更新，也算是保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
这学期没有听CIU的课程，仍然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转一个专业，继续花钱读教牧领导学的博士，于是去重大高研院听了一门文学批评的课程。而最近打算教授的课程，还是在我最看重的释经学上——我是希望以释经为切入点，同时触及教会和学术界。
关于语言，贺照田老师说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许多人批评他的语言，觉得他的表达笨拙难解。但是贺老师辩解说，他是专门采用这种语言风格的，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汉语白话表现能力，不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思想是语言的附属品，没有强有力的语言，思想不仅无法表达，而且无法结构。我听了贺老师几次课，读了贺老师几本书，虽然还在方法论的门外徘徊，但思维上已经渐渐有点线索，略微知道他如何分析文本，如何切入历史，如何探讨历史展开的可能性。
贺老师谈到的第二个有关语言的问题，就是他的写作，在词汇量上远远不如其他历史学家。他没有说原因，没有抱歉，也没有说如何增加词汇量的问题（当然，谁都知道是大量阅读而非大量写作）。至少，对于表达他的思想而言，他的词汇量暂时能够敷用。
最近看六神磊磊讨论李白和杜甫的学养，提到李白写诗的根据是楚辞和史记，而杜甫的根据是六经、汉书和文选。从学识上来看，杜甫要深厚一点。从诗学上看，用典就是用最精炼的词汇勾连出典故所带领的整个历史、故事、情感，并在诗句中观照诗人的处境和心境。所以，用典也是词汇量的展现。
软件工程领域曾经出了一个“四人帮”，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籍名叫“设计模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给出了若干软件工程的最佳设计方案，但每一种解决方案都给出了一个名字，比如“单件”（singleton），或者“观察者”（observer）等等。
这些设计思路本来是软件工程的常识，但四人帮将这些代码整理规范，增加一个名字之后，软件工程领域就增加了一套术语，每个术语的信息密度就很大，大概需要好几百行文字和代码的说明。于是，这些术语的使用就促进了软件人员之间的交流，增加了他们的语汇，提高了交流的密度和准确性。比如，你可以直接告诉另一个软件工程师，请使用“单件”来维护客户登录会话，不允许同一客户的重复登录，或者请使用观察者来查询服务器发布的消息，并推送给订阅者。
在英文世界中，据说医生和律师的平均词汇量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且词汇量和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反过来谈这个问题。
最近我们在纪念和合本翻译出版100周年。当我们探讨和合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时，发现胡适后来的叙述是比较疏远的，而周作人则对官话和合本推动汉语白话的欧化表达，与三侠五义老残游记等旧式白话分野，型构目前我们日常所用口语和书面语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也是昨天我们几位搞文学和文艺学的学者们起了争议的地方——如何恰当地评价和合本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
另一方面，和合本为现代汉语贡献了1000多个新词汇，比如忏悔、救赎之类，已经进入到中文的日常表达之中，增加了中文的词汇量，于是提供了表述我们从前无法清楚表述的概念、思想和情感。或者，当我们现在听到“上帝”一词时，每个人都会想到基督教的人格神，而不再是古代的皇天上帝那样遥远无明确位格的理念。
与此同时，教会在圣经语汇上构筑的亚文化语言壁垒，或者说得严重一点，一种以圣经为语境的黑话系统，比如把妻子称为“我们家姊妹”，把丈夫称为“我们家弟兄”，把女牧师的丈夫称为“师丈”，或者“求圣灵的恩膏膏抹你的嘴”等等，在文化上其实是难以构成对话，反而有可能将一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排斥在外。试想一位慕道友（这也是黑话，但同时也是表现能力很强的神学词汇）来到教会，听了一篇需要手忙脚乱四处翻书从创世记跳到启示录的讲道，然后被一群说着每个字都能听懂，但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的基督徒所包围，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属灵的黑话，大约心里是会七上八下的。
说起和合本对教会话语体系的塑型，当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听见陌生人径直称呼我“弟兄”，心里是很不习惯的。我觉得要接受一个信仰，迫不得已也要接受一套陌生的语汇和亚文化的表达（因为这些词汇与正常习得的用法完全不一样），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当然，作为“初信者”或者“慕道友”或者“慕道班学员”，这是可以理解的，似乎进入教会就是为了要克服这样的不舒适感，于是“灵命就成长起来”，在“属灵上有了追求”，进入到“追求敬虔”的地步。
我回头来反思“我们家弟兄”“我们家姊妹”这种用法，有一天忽然有所领悟，于是呀然失笑。“弟兄”的翻译，在新约中几乎是用来描述一种关系，常常是用作复数，比如在布道的时候说“以色列的弟兄们，你们听……”，或者“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乃是希伯来文的习惯用法，表明他们的历史渊源，又借着和合本的翻译进入到中国的教会文化之中。新约从来没有在两个人的对话中，某人对另一人说，“弟兄，请将碗递给我”，或者“此事暂时不能决定，我得回家问问我们家弟兄”。
这其中有翻译的问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袍哥文化，而且在中国的文化中，“尊兄”，“兄台”甚至“兄弟”这样将“兄”字放在前面的用法，似乎比“弟兄”这种颠倒的用法要常用一些。
和合本对此的贡献是哥林多前书9:5：
5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彷彿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么？ 5 Do we not have the right to take along a believing wife, as do the other apostles and the brothers of the Lord and Cephas? 5 μὴ οὐκ ἔχομεν ἐξουσίαν ἀδελφὴν γυναῖκα περιάγειν, ὡς καὶ οἱ λοιποὶ ἀπόστολοι καὶ οἱ ἀδελφοὶ τοῦ κυρίου καὶ Κηφᾶς;
原文的意思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带着一位姊妹妻子……”，没有宣教之前临时找一位合适的姊妹，然后娶为妻子带过来的意思。这里的ἀδελφὴν γυναῖκα都是宾格名词，从语义上是同一个成分，ἀδελφὴν（姊妹）是作为修饰语，修饰后面的γυναῖκα（妻子）。
ESV的翻译已经作了释经处理，直接将姊妹理解为信仰共同体中的女性成员，于是译为“Do we not have the right to take along a believing wife”，这里的“姊妹”表示所娶妻子的信仰，而非用作称呼。况且，一旦娶为妻子之后，称呼自然应当改变，而不是继续保留“姊妹”的称呼。
如果我们将以弗所书5:22以下的一段这样翻译，就可以直接用来教导不许女人讲道了，完全用不着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22 你们作姊妹的的，当顺服自己的弟兄，如同顺服主。 22 Wives, submit to your own husbands, as to the Lord. 22 Αἱ γυναῖκες τοῖς ἰδίοις ⸀ἀνδράσιν ὡς τῷ κυρίῳ,
从释经的角度，语言需要精确，扩大词汇量，缩小词汇的内涵，才是提高表达能力的方法。将“弟兄姊妹”这样本来有明确含义的词汇扩展到“夫妻”的称谓上，进而占夺“丈夫妻子”的用法，似乎是背道而驰地引入模糊性的好方法。
顺便从语言学的角度说以下教会是否需要排斥心理学术语和解释能力的问题。
对于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而言，我们也有一套词汇来表述不同的状态，比如“抑郁”，“焦虑”或者“空间幽闭恐惧症”。这是一种方便的沟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定义和定位问题的所在，并查询相应的帮助方式。
有些辅导模式提倡用圣经的术语来描述人的状态，一些尚未入门的新手甚至提出完全放弃心理学甚至将心理学从教会赶出去，于是就等于放弃了一套描述现实世界中现象的方法，并放弃了与其他使用这套话语体系的咨询师的交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好的思路。
最近在参加的学术研讨活动中，许多与会之人的努力都是在与其他学科、其他思想流派或者其他思潮的对话。当我们评估和合本100周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或者评估中国教会的代表性人物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时，几乎找不到重量级的神学思想家可以与其他领域对话。或者说，大家认为今后一百年的进路，需要从基础做起，期待涌现出集大成的奥古斯丁似的人物出来，能够在哲学、神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都带领思想界的潮流。
一方面，教会需要保持敬虔的传统，坚持福音的救赎特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退回到单纯家庭教会的语境，在教会中自说自话，甚至抛弃类似心理学这样一整个门类的百年传统，放弃那些精炼的词汇和表述方式，那么在学术上我并不看好今后的进展，倒是担心我们的努力不仅无法回应这个社会的普遍抑郁和焦虑，而且会进一步引起更多的焦虑感。
本来计划翻译一本“member care”的书，但是客户来信说取消了翻译项目，于是只能继续短暂的焦虑下去了。这次还是有些教训，因为我帮助客户报价，提供合同，后来又花时间翻译了一份英文合同，最后这十来封信的交流沟通，终于全部作废了。好吧，我只有继续抓紧完成手边的工作，回头再来想想接下来的工作如何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