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编译自《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https://www.amazon.com/Psychology-Christianity-Views-Spectrum-Multiview/dp/0830828486) 。
这篇综述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Eric Johnson 博士去年已经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从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离职。Eric Johnson博士是“基督教心理学”方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参见今日基督教在线文章。
基督教心理学站在“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离二者都比较近。但是这样一个温和派的杰出教授被人公开攻击，从神学院赶走，按照上述文章的评述，将使得“圣经辅导”和“统合方法”之间的裂痕大大加深。
教会面对心理学所出现的智识危机
过去三十年，著名的当代伦理哲学家Alasdair MacIntyre (1984, 1989, 1990) 广泛地探索了现在西方伦理哲学所出现的冲突。在他的讨论过程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智识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s）发生碰撞时，可能出现的情况。MacIntyre 说，“传统，当它活力尚存之时，会不断卷入冲突之中”（1984,p. 222）。它们会不断卷入“社区”成员之间的异见——那些有自己的思考、支持传统的不同代际成员之彼此不同意。他对有生命力的传统之定义是，“基于历史延伸的社会性争议——对究竟哪些内容是构建传统的部件之争议”（1984,p. 222）。争议的“内容”包括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
区分一种传统和另一种传统的信念包括世界观、人类的本性及其理解方式（例如，关于人类起源、形而上学的构成、人性之最优或成熟状态、人性如何发展、精神病理学及其手段，以及知识的合法来源等信念）。传统的标准指的是用来评价信念、实践、成熟和智慧的合理性指标。最后，一个传统所独有的实践（为着我们的目的）是如何获取关于人的、有效的可用信息之手段（比如，圣经的、神学的、灵性的、哲学的、经验的、科学的、试验的、道德的手段）；以及如何促进人类合宜的发展、提供精神病理学的治疗手段。
我们有着许多不同的传统：比如工匠的传统、艺术的传统、知识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而它们各自又可能由若干子传统（subtradition）所构成。有生命力的传统之特征乃是冲突，因为它的成员们会不断就其内容提出各种疑问。死亡的传统或者缺乏活跃的支持者，或者仅仅简单重复过去的教条，没有任何疑问出现。在他的分析中，MacIntyre 偷偷地暗示说，有生命的智识传统拥有乐于探索质问的头脑，借着争议将其引向更好的、更完备的理解。基于这样的假设，在某个传统的历史上，最有激励性的事件之一就是与其他传统的相遇——与那些有能力揭露这一传统先前弱点的传统相遇。有见识的传统支持者会利用这种批判性对话的好处，攫取“新的”竞争性传统的长处，丰富自己的传统。同时——这就是挑战和争论将要出现之处——这种探险（实践本身需要批判性评价），有着消减传统本身独特之处的危险。从外来传统借用太多，可能导致自身传统的崩溃，有时甚至导致传统的消失。最终，这种相遇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可以为传统自身带来益处：让传统更新复兴，以现代的方式重建和恢复其自身的资源。
传统之间的相遇非常复杂，因为不同传统的成员所受的训练不同。有人可能仅仅受过自身传统的训练，而其他人则可能主要受到竞争传统的训练。MacIntyre认为，能够对相互竞争的传统之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那些同时受过两种传统训练的人。这样的人“乃是跨界的居民，通常会同时受到争议各方的怀疑和误解”（1990,p. 114），因为那些仅仅受过一种传统的良好训练之人，只能用自己传统的语汇——他们业已理解和知晓的权威信念、标准和实践——来解读另一种传统，这就使得受过不同传统训练之人难以沟通（甚至相互信任）。事实上，那些只用“一种语言”的人，缺少足够的背景知识来真正理解争议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陷阱。
MacIntyre的分析也指出了构成一种传统之危机的因素。当传统A与具有坚实可靠的信念、标准和实践的竞争性传统B相遇的时候，属于传统A的人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MacIntyre（1989, 1990）说，传统A解决危机的方式是构建一个相遇的叙事（narrative），包括如下的元素：传统A的基本理性根据和合法性；承认因与竞争对手相遇而暴露的弱点，以及它如何恰当地阐明这些问题，并加以修正；暴露传统B中（更为）明显的、尚未解决的弱点，最终显示修正后的传统A要明显优于其竞争对手。
MacIntyre反复强调，一个传统与另一个传统之间作出成熟的有益互动之最大障碍，在于每一种传统的信念、标准和实践都是其支持者用来评价另一种传统的手段，所以他们用来在理性上决定传统优劣的手段，本身就是争议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有时会彼此贬低和忽视，常常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进行对话——或者是因为社会变革的必须，或者是需要维护道德和知识上的完整性。
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的焦点在于两种解释人类本性、促进人类福利的传统之争上——两者都是源于历史、想要理解人性和进行医治的传统社区——基督教传统与（晚近的）现代心理学传统。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拥有自己牢固的心理学和心灵关照（soul-care）传统，始于圣经，延续了两千年，有许多延续许多代的学派，构成许多心理学和心灵关照的子传统（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近的心理学也构成一种传统，尽管其年岁要年轻许多。然而，它虽然历史较短，却因其数量庞大的文献、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样由各种子传统构成——著名的有精神分析、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等）而显得更为强大。
另外，本书也关注智识（以及心灵关照）的危机——自从现代心理学地位日渐显著以后，基督教社区就陷入了危机，实际上，一个极为严重的危机。请想一想。在我们更广大的文化图景上，这两个社区哪一个（在大学、学术媒体、精神健康以及治疗机构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哪一个对另一个有着更大的影响？直白的说，事态几乎一边倒：基督教社区对现代心理学图景仅有非常少的可见的、建设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还是在按照晚近的现代主义的游戏规则下获得的，并且无法明确地提到基督教几个字。相反，现代心理学社区对基督教社区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体现在后者所建的咨询中心、专科学校和大学中，进入某些书籍中，甚至进入了教会里。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危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现代心理学利用大量优秀的实验来理解人类，发展出许多极为复杂的心理学理论，使用各种新颖的实验方法来探索从前一无所知的人性之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基督教传统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领域。更进一步，这种“新传统”发展出了令人炫目的各种系统和技术，能够增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在科学复杂性上远远将基督教传统抛在脑后。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导向的文化中，现代心理学比其前身、也比任何替代性的世界观都要科学。另外，现代心理学在主流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者）中间获得压倒性支持：它提供的人类认知模型优于所有之前的系统——更精确，更完备，更小的失真。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教会的危机。
基督教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上，究竟是一种活着的传统还是已经死去？我们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证据收录在本书里，它仍旧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传统！然而，似乎基督徒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承认，他们遭遇了一场智识上的危机。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基督徒们回应这一危机的各种早期尝试。
基督徒对“新心理学”的回应
不少基督徒对于建立现代心理学作出了贡献。几十年前，有些颅相学家（phrenologist）是基督徒（Vande Kemp, 1998）。6Franz Brentano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虽然饱受争议（他曾经是天主教士）。他的“意向心理学（Actpsychology）”对当今欧洲心理学有显著影响（Watson & Evans, 1991），而他本人则受到他的天主教（以及亚里斯多德哲学）训练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敬虔的学者型校长，James McCosh，出版过讨论认知和情感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饱受哲学的影响，但却严肃地考察了生理学对心灵的作用（见Maier, 2005）。[7]
然而，美国新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中，凡持有新教信仰之人都比McCosh更偏向于自由派。早在年轻时代就读神学院时，G. Stanley Hall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心理学早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创始了第一份专门讨论心理学的英文期刊，创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成为第一任主席（Watson & Evans, 1991）。由神学家转变为心理学家的G. T. Ladd （1887）的著作，曾在20年中被视为英文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最重要的作品，而他也成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第二任主席（甚至比William James还早！）。在他们职业后期，Ladd (1915, 1918)和Hall (1917) 都在现代心理学和自由派神学的基础上，讨论了宗教问题。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其他自由派新教徒（最著名的有Boisen [1936]）开始探索现代深度的各种心理学对于教会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开始挑战遍布现代心理学、作为其起源的自然主义，甚至形成了一场可观的运动（例如，Clinebell, 1966; Hiltner, 1943; Oates, 1962），并对临床教牧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CPE ）有所贡献。从二十世纪中直到现在，后者为主流教会（mainline）训练了数以千计从事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的牧师和随军牧师。然而，大体上看，自由派新教徒很大程度上拥抱了他们想要施加影响的现代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现代心理学家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圣经。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结果是信仰与现代价值观结合，从而受到改变（更多的个人主义，更模糊的个人道德观，理性／科学比圣经启示更有权威；见Holifield, 1983; Johnson, 2007, chap. 2; Oden, 1984).[8]
这种总体的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变得更为圆滑，但是后现代的元素也更为加增（Browning, 1991; Capps, 1990; Howe, 1995）。尽管有人试图批判主流心理学（例如Browning & Cooper, 2004），他们仍旧对当代价值观和思潮保持很大的开放性，同时高度怀疑圣经的价值，而不是想法与经典基督教相结合。
天主教也同时开始涉猎新心理学。Edward Pace牧师曾经师从Wundt，后来从1891年起就在美国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教授心理学课程。Pace还是APA 的创始成员（Misiak & Staudt, 1954; Gillespie, 2001)。后来，天主教徒可能是最早开始在圣经中寻找补充性经文，以宗教为背景来讨论心理学实验文献中提及的人格和心灵（尽管天主教内部也有一些更为警惕的声音反对新心理学，Misiak & Staudt, 1954, pp. 4-7)。这种“补充”主义，可能部分因为托马斯主义（Thomistic，指阿奎那哲学）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复兴（Gillespie, 2001)。阿奎那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心理学元素，对于（亚里斯多德式的）实验研究保持明确的开放态度，同时要求引用哲学（或者理性）来处理丰富的人性，可能影响到天主教与现代心理学文献的辩论，在其中增加了哲学思考，包括意志、心灵-身体的关系等话题。[9]
与天主教和自由派新教相对，没有太多的证据显示保守的新教徒在20世纪早期曾经对心理学有所思考和关注。正如心理学逐渐成为主流学院和大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之一，通过检查1920-30年代的基督教文学院的课程设置（例如，惠顿和加尔文大学），可以发现他们也大概在同一时期开始提供现代心理学课程。不少基督徒批判新心理学中的现代主义和不可知论（例如，Wickham, 1928)，也有不少孤立的作品曾经站在基督教视角上，严肃地考虑现代心理学问题（例如Murray, 1938; Norlie, 1924)。然而，保守主义者大体上与更广阔的文化之间在智识上的碰撞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将后者视为属灵上的盲目。这是基要主义的黄金时代，而大多数基要主义者对文化议题、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兴趣阙如（Noll, 1994; Smith, 2003）。另外，他们若非完全反智，至少也是实践导向的，兴趣更多放在赢得灵魂或者宣教上，而不打算为基督宣扬文化（Noll, 1994）。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孤立主义分子，希望避免与世界接触（包括属世的各种不敬虔思维，比如各种大学）。对于许多基要主义者而言，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圣经（而不是学习心理学这类科目）。结果，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圣经学院（Bible colleges）。
另一个可能有助于理解他们对心理学和辅导缺少兴趣的因素是，与他们的清教徒和敬虔主义传统相悖，那时的保守派基督徒不太注重心灵的内在状态及其健康。除了某些相反的证据以外（例如，某些运动所产生的赞美诗），主流的基要主义文献特别关注教义（比如末世预言）、道德议题和传福音。人的心灵——除了是否重生之外——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结果，在那几十年期间，最好的教牧关怀文献都是由更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写的。
直到二战以后，保守的新教徒才开始跳出他们的文化藩篱，更严肃地思考他们的信仰如何与科学、艺术共处的问题。一些基要主义者开始在文化和高等教育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自称为福音派（evangelicals ）（Carpenter, 1997）。直到1950年代，我们才发现福音派开始有意识地涉足心理学。
早期福音派在心理学上的活动
我们很难把Taylor University心理学系主任 Hildreth Cross称为一位革命性的思想家，但是他在1952年出版的An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An Evangelical Approach, ，用“神的话语为滤镜”（此书前言），首次正面地介绍了心理学。尽管按照大多数学术标准看，此书失于简单，但无论如何它尝试将基督教的解释和评价与现代心理学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此书批评进化论，多处引用圣经来强调人的超自然性，同时多少肤浅地介绍了当时心理学导论中的各种主题。这本书最后是一个“动态基督徒人格（dynamic Christian personality）”研究，明确地用圣经和神学来解释了得救对人格的影响。
一些保守派基督徒，主要是改革宗神学立场（from a Reformed theological persuasion）的实践心理学家，在1954年、1955年两次举行会议，探索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宗教的关系。在1956年，他们成立了基督教心理学研究协会（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CAPS www.caps.net），持续举行会议探索人的信仰与现代心理学发现之关系，并特别强调咨询辅导实践。CAPS 如今还继续举行年会，尽管他们的身份已经大大扩展，超越了从前的改革宗社群。
Clyde Narramore是一位实践心理学家，从1954年开始了一个叫做“Psychologyfor Living”的广播节目，后来一度在全国200多个电台播出。他后来出版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1960），简介了基督教心理治疗方法——一种重视圣经权柄，对Carl Rogers以人为中心的咨询方法进行了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 ）的方法。Tweedie比Narramore更加明确地将治疗模型建基于外显的基督教上，他的书（1961）对ViktorFrankl的作品进行批判，但仍旧很大程度上支持Frankl关于人格和治疗的看法。这些作者用不同的方式与现代心理疗法辩论，对福音派基督徒的心理健康多有贡献。
1960年代，来自瑞士、从弗洛伊德和荣格学派传统成长起来的、中年皈依基督教的医生-心理治疗师PaulTournier写的书（1965）被翻译为英文，其中的智慧和多年基督教治疗的从业经验，让许多渴求文献的福音派基督徒大开眼界，从基督教的视角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深度的心理学。
后来，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感到，有必要接受被基督教世界观所规范的高等心理学训练。福乐神学院是福音派学校中第一所开设临床心理学博士课程的学校（1964），此后数年（1968）Clyde Narramore及其侄儿Bruce Narramore共同创建了Rose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 （译注：BIOLA的一所学院）。成立后不久，Rosemead就开办了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973)杂志，为福音派在心理学上的研究提供了第一个学术平台。1975年，CAPS也开始出版 CAPS Bulletin （1982年改名为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从某种程度上说，1970年代是福音派涉足心理学的转折点。逐渐的，福音派讨论心理学或辅导的著作开始多起来，从现代心理学的诸多课题，比如儿童教育、婚姻、自我形象、人格和属灵成长等方面吸取了许多洞见和技术（例如，Collins, 1969; Dobson, 1970; Narramore, 1978）。然而，还要再过1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基督教传统与现代心理学相遇所带来的危险，并表达严肃的关切——正是这种智识危机为本书的五种立场提供了材料。
圣经辅导观点（The biblical counseling view）。 Jay Adams，西敏神学院的实践神学教授，以其广为人知的著作 Competent to Counsel (1970)引发了这场危机。在书中，他严厉地批判了现代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指出它们乃是极为世俗化的产物。他交替地指责这些学科对精神病理学的理解、以人为中心的治疗，说它们都毫无疑义从根本上与基督教对立。Adams呼吁基督徒拒绝接受占据统治地位的佛洛伊德学派以及各种人本主义的辅导方法。在他自己的模型——“nouthetic counseling”（来自于希腊文noutheteo, “劝勉”。译注：按照字面意思，“劝勉式辅导”）中，他教导说，真正的基督教辅导，应认定圣经足够满足神的百姓一切的属灵需要。于是，他提倡基督徒应当将辅导的注意力集中在对罪的悔改上（因为现代心理学要处理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罪导致的），以及认定基督是神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他还相信牧师应当是基督教社区的主要辅导师。Adams在1968年建立了the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CEF)，1977年开始出版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帮助教会以圣经的方式满足各自的辅导需要（Powlison, 2010。译注：这人就是大卫•鲍力生(DavidPowlison)）。
通过他数量庞大的著作（例如，1973, 1979; 现在已经超过70本）以及它们有力的先知风格，Adams激励了许多基督徒严格按照圣经来辅导，拒绝与现代心理学在任何形式上结盟。他和其他人对那些相信基督教与世俗思想混合辅导（见Bobgan and Bobgan, 1987; MacArthur and Mack, 2005）的基督徒辅导师的作品和实践，越来越持有严厉批评的态度。1976年，在他CCEF的同事John Bettler帮助下，Adams和其他人一道建立了NationalAssociation of Nouthetic Counselors (www.nanc.org)。除了西敏神学院以外，其他神学院也开始提供专注于使用圣经为辅导理论和实践的辅导学位（例如，1990年的TheMaster’s College and Seminary）。随着这场运动的目标日渐清楚，它的名字从“nouthetic（劝勉）”变成了简单的“biblical（圣经）”辅导（名字的改变，在1993年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改名为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后就广为人知了，同时也见于MacArthur & Mack, 2005等书籍）。这场运动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同的方法和内容开始变得明显起来，有人开始质疑Adams的部分教导（Powlison,1988; Schwab, 2003; Welch, 2002），并批评性地接受了现代心理学的某些研究（Welch, 1998, 2005）。作为抗议，Adams在1990年代中期离开了CCEF，此后CCEF就被想要调整他原始远景的人所领导（Lane & Tripp, 2006; Powlison, 2003, 2005; Welch, 2005）。另外，也有新的学派兴起，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了Adams的劝勉模型，但同时保留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包括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Biblical Counselors (www.iabc.net)和theAssociation of Biblical Counselors (www.christiancounseling.com)。这些改变又促使Adams和其他人一起在2005年创办了the Journal of Modern Ministry ，以及the Institute for Nouthetic Studies (www.nouthetic.org).
然而，许多基督徒并不觉得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能够完全服众，于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出现。例如，不来教会的人几乎不具有宗教信仰，他们的许多问题在圣经中也从未提及。辅导和治疗他们的辅导师就觉得，圣经很难应用在他们身上。更进一步，那些受过世俗研究生教育和训练的人相信，现代心理学的价值比圣经辅导一派所认为的要大，特别是那些深入研究过现代心理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更相信这一点。于是，有人就把圣经辅导运动冠之以“反心理学（antipsychology）”之名（例如，Beck& Banks, 1992）。另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有些保守的教会在误用圣经，以他们威权性（authoritarian）子文化，给人们造成了伤害（坚持圣经辅导的人也承认其中的某些问题）。这种滥用圣经的做法，让有些基督徒开始怀疑基于圣经的辅导，更偏向于基于心理学的辅导，而不是单独关注属灵层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0年代，两种更偏向现代心理学的福音派方法开始渐渐形成。
解释层次观点（The levels-of-explanation view）。 解释层次（“levels-of-explanation” (LOE) ）方法，认为心理学和神学两个学科（或“层次”），有着尖锐的区别（Jeeves, 1976, 1997; Myers, 1978）。受到物理学家Richard Bube（1971）的影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认为，所有现实的层次都很重要（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神学的），而每个维度或层次的现实都需要自己独特的、恰当的方法来研究，由此构成相应的学科，因此我们不应当模糊各个学科之边界。混淆层次的结果是我们把各种极为不同的、其实不相关的概念混为一谈（例如，罪和大脑功能失调），从而误解了现实。更进一步，对每个层次的理解可能提供关键性的、独立理解其他层次的独特视角。于是，这种方法也被叫做视角主义（perspectivalism）（Evans, 1977)。特别地，神学和心理学使用不同的探索方法，有着不同的研究目标，致力于回答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将会让二者都失真（尽管这种方法的支持者鼓励所谓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对话——为了更全面地把握人的本性而进行的事后交谈）。这种方法对世俗现代主义对心理学的影响毫无兴趣，因为其支持者强烈地相信，用恰当的方式研究科学，是消除此类偏见的最佳办法。将神学问题带入到心理科学中，只会削弱其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一致性。
值得指出的是，LOE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学者和研究人员，多是在非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教书的基督徒。其中有些人（比如Brown and Jeeves, 2009; Jeeves, 1976, 1997）做过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y）研究；他们很难相信，采用特别的基督教方法可以为此类研究带来任何差异。相反，他们担心信仰的入侵所带来的任何 不需要通过经验建立的信念，都可能妨碍真正的科学。科学只能建立在对现实客观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直接观察的过程，可由任何感兴趣的研究者重现。
我们需要指出，一个人并不需要 正式 宣告自己持有这一立场，才能 隐含地 （例如，在教学、写作或辅导中）这样做。大量基督徒以这样的方式为现代心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宗教心理学（Hood, Hill & Spilka, 2009），灵性（Plante, 2009），饶恕的研究和治疗（Worthington, 2005），价值观在心理治疗中的角色（Worthington, Kurusu, McCullough & Sandage, 1996）以及积极心理学（Emmons & McCullough, 2004）等等。这些工作确立了现代心理学课程的规则，同时显示了基督教传统可以如何 间接地、从内部影响现代心理学。
统合观点（The integration view）。 统合方法也是1970年代逐渐形成的，但在对待现代心理学问题上，比圣经辅导更为开放，但又比解释层次方法更加同情圣经辅导。因为关心自然主义和世俗人本主义对现代心理学及其辅导文献的影响，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通常是辅导师和治疗师）承认，基督教信仰能够对现代心理学和辅导提供重要的帮助。然而，他们也尊重心理学发展至今的科学性，因此认为，基督教信仰应当以某种方式与当代心理学结合。这一派明确提出“跨学科统合”，就是要结合心理学和基督教神学两个学科（例如，Beck & Demarest, 2005; Carter & Narramore, 1979; Collins,1977; Shults & Sandage, 2006)。
这些统合主义者相信，两个学科从不同的方式认识人性及其发展，解释问题的原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而，在某些地方它们的责任彼此重合。Narramore (1973)提出，统合方法致力于“将神话语的特殊启示与心理科学和职业所得到的一般启示结合在一起”（p.17）。
Collins (1973)更激进地想要为心理学寻找不同的基础，就是“建基在圣经上，与神的话语一致”，为要发展一种“基于圣经的心理学”（p. 26）。他们两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统合”方式（与LEO相对），但是他们给出的文献都多少混合了两个学科，不管是论文（Collins, 1980; Crabb, 1977; McMinn & Campbell, 2007; McMinn,2008; Narramore, 1984）还是著作中的综述部分（见Shults& Sandage, 2006; Beck & Demarest, 2005）。
Jones & Butman (1991) 提出了另一种统合的方法，乃是将基督教世界观的信念与心理科学和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直接诉诸于神学信念（因为神学信念属于另一个学科；pp. 19-20）。乍一看，这和LEO颇为相似，但是它涉及到一种异常完整的、利用来自圣经的基督教世界观语汇，对现代心理学文献的批判性重释。过去10年中，新的典范性统合工作已经出现，暗示这种方法正在经历某种革新（Beck & Demarest, 2005; McMinn, 2008; McMinn & Campbell,2007; Shults & Sandage, 2006; Yarhouse & Sells, 2008）。
统合方法对福音派社群有着巨大的影响。为平信徒所写的统合方法书籍——涉及婚姻、创伤恢复、自我认识、原生家庭问题等多个心理学主题——都卖得很好。统合主义者Dobson,Minirth and Meier，Cloudand Townsend主持的基督教电台节目也颇受欢迎。基于统合的辅导和治疗中心，在美国遍地开花，有时甚至成为地方教会的事工之一。许多主流基督教咨询研究生课程，现在都官方宣称自己采用统合方法的进路（例如，Wheaton College, George Fox College,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and Regent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Fuller andRosemead等学校的博士课程）。最近，CAPS组织为了庆祝自己50岁生日，特别针对硕士和博士层次的辅导从业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结集出版了一组统合方法的文章（Stevenson, Eck & Hill, 2007）。在1990年代，GaryCollins and Tim Clinton组建了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www.aacc.net)，希望用一种略微比CAPS保守的神学立场，在更广的范围内（平信徒和牧师，以及辅导从业者）普及这种方法，经历爆炸性增长，如今它或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组织（见Clinton & Ohlschlager, 2002).[10]
基督教心理学观点（The Christian psychology view）。 随着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衰退，基督教哲学在最近数十年中，由于Alvin Plantinga (1984, 2000), Nicholas Wolterstorff, WilliamAlston和其他许多思想家的共同努力，经历了引人注目的重振。代表着一种与主流哲学思潮不同的独立思想，基督教哲学家在许多公共哲学议题上发展出了独特的基督教立场，并探索了许多只有无神论者才感兴趣的话题。
这些哲学家中间，C. Stephen Evans (1989, 1990)至少部分受到基督教哲学家/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Kierkegaard）的影响，提出近来在哲学领域出现的境况，同样可以合理地出现在心理学领域。他挑战在心理学领域工作的基督徒，基于基督教信仰对人类的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同时继续主动参与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另一位基督教哲学家，Nancey Murphy (2005), 支持在激进改革宗视野下，发展心理学研究项目。[11] 站在不同的高度上，神学家Ellen Charry (1997), Ray Anderson (1990; Speidell, 2007) andAndrew Purves (2004)检查了涉及心灵看顾的基督教神学资源，并展示了它们可以如何为世俗的治疗模型提供一种替代性范式。
还有一些实际的心理学家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Van Leeuwen (1982, 1985) and Vitz (1987, 1994)以其基督教重新处境化(reconceptualization)心理学的观点和象征为切入点，参与到这个方向的运动中。Vitz还在继续推进这一议程（1999,2009; with Felch, 2006）。Johnson (2007)尝试在辅导领域，进行类似的重新处境化。P. J. Watson追求建立一种基督教心理学研究项目，已经超过25年（见我在下面对他的介绍）。为了帮助完成这一议程，The Society for Christian Psychology（www.Christianpsych.org）在2004年成立，并作为AACC的分部，出版了Edification 期刊。另外，IGNIS，德国Kitzingen的the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Psychology，也已经花了超过25年来发展基督教心理学。与此同时，the Institute for 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s的研究人员正在建立一门独特的天主教心理疗法（Brugger, 2009）。
有些基督教辅导作者正在研究——至少是隐含地研究基督教心理学方向。Larry Crabb (1987, 2002)离开了自己早年著作的统合方法，在其心理学和属灵成长的著作中，开始追求一种带有更多神学和教会论的路线。类似的，Crabb从前的同事DanAllender (2000)写了若干本书，许多是与旧约神学家Tremper Longman III 合作（例如，1994），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壮神学立场来探索心理学的主题。其他在这个方向上写作的典范——那些用基督教思想和资源而非现代心理学来设定心理学和辅导议题的人——包括NeilAnderson (1990), Diane Langberg (1997), Leanne Payne (1995) and Sandra Wilson(2001)。
生命改变心理学观点（The transformational psychology view）。 多年以来，不少统合主义者质疑，统合的主要焦点究竟应放在智识上，还是应放在个人的、伦理的、实践的和属灵的事情上。他们提出，基督徒 如何在心理学和辅导领域活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其重要性不亚于用基督教视角来理解人（见Dueck, 1995; Farnsworth, 1985; Shults & Sandage, 2006;Sorenson, 1996a, 1996b等例子）。
在此书前一版（2000）里，StantonJones和我提出，这些关切的类型还不足以保证一种不同的进路（pp. 244-46）。然而，在那一版写完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不仅因为这些伦理-关系上的关切逐渐得到很好的发展（见Coe, 1999; Shults & Sandage, 2006等例子），而且因为他们与近来福音派在属灵建造（spiritual formation ）和属灵指引（spiritual direction）上的兴趣(Foster, 1978; Willard, 1998)有着各种联系。
David Benner (1988)是第一位在这个方向上工作的福音派心理治疗师。他提倡检查历史上基督教灵性资源，提取某种心灵照顾的模型，将基督徒的主要关切点置于辅导者的议程之中；并且他还在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1999，2003）。从他之后，许多其他人也向类似的方向调整，包括Gary Moon (1996, 2004; and with Benner, 2004) Larry Crabb (2005,2007), Siang-Yang Tan (2003), and Tan and Douglas Gregg (1997), Terry Wardle(2003), and Sandra Wilson (1998)等等。同时，出现了两份促进这种方法的期刊： Conversations (editedby Benner, Crabb and Moon) and theJournal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Soul Care (from Biola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Spiritual Formation).
所以，本书将提供某种机会，让读者理解教会在心理学和辅导的包围下所面临的智识危机。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探查上述五种主要的福音派立场对心理学和基督教信仰之关系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理解这种关系的方法，而且有些非福音派基督徒有时会采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相似的立场。另外，还有许多人不能简单地纳入一种方法中，还有些人在过去曾经改变过立场（比如Larry Crabb）。不论如何，这五种观点似乎可以代表迄今为止大多数独特的、大体上清楚界定的福音派心理学和辅导方法。